《资治通鉴》：做到这四点，运气才会降临到你身上

司马光曾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千年史册，《资治通鉴》写尽人性沉浮，道破命运玄机。

世人总叹时运不济，却不知运气从非偶然。

读透历史方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资治通鉴》开篇即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然成大事者，必先观天时、察地利、谋人和。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曹操初踞兖州时，兵微将寡。

面对袁绍“借粮”之请，幕僚皆言不可，唯荀彧力谏：“夫事固有弃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

曹操听其言，慷慨赠粮，袁绍遂轻其势，未加防备。

后官渡之战，曹操以弱胜强，一举奠定北方霸业。

司马光评曰：“绍之强，非操敌也；然操能用天下之智力，故胜。”

反观袁绍，坐拥四州之地，谋士如云，却优柔寡断。

田丰劝其速攻许昌，绍疑其有私；许攸献计奇袭乌巢，绍斥为妄言。

《通鉴》叹：“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此其所以败也。”

历史总在印证：运气从非天降，而是对时势的精准拿捏。

楚汉相争时，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谓借势；

唐太宗玄武门之变前夜，房玄龄焚毁密信以安军心，是谓造势。

智者如舟，能顺水行船；愚者如石，纵激流亦徒遭冲刷。

今人处世，常见两种谬误：

或如袁绍空待“机遇到来”，终错失良局；

或似项羽恃力强攻，反困于垓下。

《通鉴》警示：“时未可而进，谓之躁；时可进而退，谓之懦。”

唯洞悉潮汐之变，方可驭浪而行。

《资治通鉴》载：“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

司马光在《历年图》中更直言：“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五岁即位，权臣冯太后垂帘听政。

少年天子居于深宫，却每日手不释卷，精研汉家典籍。

亲政后力排众议，迁都洛阳，禁胡服、断北语，开创太和改制。

史家感慨：“魏之文物，蔚然可观，皆孝文之德化也。”

若非数十年克己修身，焉能以胡人血脉承华夏正朔？

对比南朝刘宋前废帝刘子业，坐拥江南富庶，却暴虐无道。

《通鉴》记其恶行：“凿湖筑山，极土木之巧；刳孕妇之腹，观男女之形。”

继位未满一年，即被宿卫刺杀，尸弃竹林。

司马光批注：“无德而富贵者，犹朽索之驭六马。”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北宋名相司马光本人亦是典范——洛阳独乐园中，他布衣蔬食著书十五载。

书童偷卖家中旧鞍，他得知后反赠银钱：“彼迫于贫耳。”

《通鉴》成书时神宗赐金帛，他悉数充作公费，自言：“吾为天下守财耳。”

修德绝非空谈：

齐威王烹阿大夫而赏即墨守，是明公私之德；

范仲淹设立义庄周济族亲，是践仁义之德；

张载“为天地立心”之志，是养浩然之德。

《通鉴》揭示的铁律从未改变：厚德载物，薄德招祸。

《资治通鉴》有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成就功业者，非一人之力，而在善用天下之才。

司马光笔下的盛唐气象，正源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用人之道。

贞观年间，李世民于凌烟阁绘二十四功臣像，其中魏征以“犯颜直谏”闻名。

初时，魏征曾是太子李建成的谋士，多次献策除掉李世民。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非但不杀，反擢其为谏议大夫。

《通鉴》载，魏征曾一日连谏十余事，太宗皆纳之，叹曰：“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

正是这般胸襟，使得贞观一朝能臣辈出：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李靖善战……各尽其才，共铸盛世。

反观隋炀帝杨广，空有“大业”之志，却毁于刚愎自用。

开凿大运河时，宇文恺精研水文，建议分段施工以避洪峰。

杨广却斥其怯懦：“天子行事，岂效匹夫畏首畏尾？”强征百万民夫昼夜赶工，致使尸横遍野。

《通鉴》痛陈：“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口诵尧舜之言，身为桀纣之行。”

最终群雄并起，隋朝二世而亡。

历史反复印证：运随才转，才随德聚。

汉武帝刘彻深谙此道——

主父偃献“推恩令”，化诸侯于无形；桑弘羊行“均输法”，富国库而不伤民；张骞通西域，凿空万里丝路。

司马光评曰：“武帝虽好大喜功，然能尽人物之才，故成雄主之名。”

今人处世，常见两种困局：

或如袁绍“叶公好龙”，帐下谋士田丰、沮授皆国士，却疑而不用；

或似崇祯“临危换将”，十七年换五十相，终致众叛亲离。

《通鉴》警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真正的运气，藏在识人的慧眼与容人的雅量中。

《资治通鉴》开篇警示：“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疏忽。”

司马光编纂此书时，特以“三家分晋”为始，昭示微隙沉舟之理。

战国初期，智伯瑶执掌晋国大权，恃强索韩、魏之地。

谋士絺疵劝谏：“韩魏献地非诚，恐为后患。”

智伯瑶嗤之以鼻：“晋阳旦夕可破，彼等安敢反我？”

结果韩魏临阵倒戈，与赵襄子合围智伯，晋阳城外，智氏全族覆灭。

《通鉴》叹曰：“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相比之下，汉文帝刘恒堪称“守成明君”典范。

即位之初，匈奴屡犯边境，贾谊上《治安策》力主备战。

文帝未因“和亲”暂安而懈怠，反令周亚夫屯军细柳，亲往劳军时被甲胄森严的守军所阻。

群臣哗然，文帝却赞：“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

《通鉴》记载，文帝晚年仍坚持“露台惜费”，将国库盈余尽数封存以备灾年。

司马光在《历年图》中剖析：“忧劳可以兴国，逸豫足以亡身。”

安史之乱便是血证——

开元盛世时，唐玄宗李隆基废张九龄“节度使久任必生乱”之谏，纵容安禄山兼领三镇。

《通鉴》记其晚年：“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待渔阳鼙鼓动地而来，长安顷刻陷落，盛世崩毁如沙塔。

历史的警钟长鸣：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终雪会稽之耻；

宋仁宗夜半忍饥，恐启膳房奢靡之风；

张居正一条鞭法推行前，密遣暗探查访民情三月……

《通鉴》揭示的生存法则从未过时：居安若危，方得长安。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末尾写道：“鉴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千年兴衰史，实为一部“运气修炼手册”：

审时度势者，如顺风张帆，一日千里；

克己修德者，似深根古木，风雨难摧；

知人善任者，若北斗指路，众星共拱；

居安思危者，同未雨绸缪，永避涸辙。

命运从不偏私——

它厚待的，永远是那些在历史的镜鉴中看清规律，在红尘的纷扰中坚守本心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