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讲一段因果真事，人要拎得清，无非是看透三个问题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一部煌煌《资治通鉴》，非仅是帝王将相之谱牒，更是人间因果之明镜。司马温公以如椽巨笔，蘸千年兴衰为墨，书就的是一条条清晰可见的因果链条。大至王朝更迭，小至个人荣辱，无不在“种因得果”的规律中沉浮。人活一世，贵在“拎得清”，而拎得清的核心，便是看透这世间运转的根本逻辑——因果。它非玄虚之谈，实乃《通鉴》字里行间反复昭示的铁律。拎不清，则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拎得清，则能洞明世事，趋福避祸。通览青史，人要拎得清，无非是看透这三个根本问题：立身之本何在？言行之祸福何系？成败之枢机何凭？且让我们循着《通鉴》的墨迹，探寻那些刻在时光深处的因果真事。

《资治通鉴》开篇不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司马光便发出震耳发聩的议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这名分秩序的根本维系靠什么？靠的是贯穿于君臣、父子、朋友之间的“信义”！信义，是一个人立于天地间最硬的脊梁，是撬动命运杠杆最稳固的支点。失信者，纵有万般机巧，终将自毁长城；守信者，纵历千般磨难，终得天道酬勤。

《通鉴》记载战国初年，魏文侯（魏斯）堪称信义立身的典范。一日，他与掌管山泽苑囿的小吏“虞人”约定某日午后一同狩猎。到了约定之日，魏文侯在宫中宴饮，十分欢畅。然而天公不作美，席间突降大雨。文侯兴致正高，左右侍臣都劝他，雨下得这么大，酒宴又正酣，何必冒雨践约去和一个小小的虞人打猎呢？文侯正色道：“不可。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期会哉！” 言罢，毅然离席，冒雨亲自前往与虞人会合的地点。此事虽小，却如投石入水，在魏国乃至诸侯间激起巨大涟漪。试想，一国之君，竟能为一微末小吏的约定，甘冒大雨，舍弃宴乐，这是何等重诺守信！消息传开，魏国朝野震动。士大夫们感叹：“君上为一虞人，尚不敢失信，况于国人乎？” 列国听闻，亦深服魏侯之信义，认为“魏侯重然诺，其国可亲而信也”。

这“冒雨践约”的种子，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对内，魏文侯的诚信极大地凝聚了人心。国人皆知国君言出必行，令出如山，因此法令畅通，政令高效。贤能之士如李悝、西门豹、乐羊、吴起等，闻风而至，他们相信在这样一位重信守诺的君主手下，自己的才能和抱负能得到尊重和实现。李悝主持变法，西门豹治邺兴水利除巫害，乐羊攻灭中山国，吴起镇守西河，一时魏国人才济济，国力蒸蒸日上，成为战国首霸。对外，魏国的“信义”品牌成为无形的外交资产。诸侯知魏侯重诺，与之结盟、谈判都多了一份信任基础。当魏国遭遇困境或需要协调诸侯时，其过往累积的信誉往往能发挥关键作用。这种由君王个人诚信辐射开来的国家公信力，是魏国早期强盛的重要软实力。

反观因失信而招致惨烈恶果的例子，《通鉴》中比比皆是。战国后期，燕王哙惑于权臣子之的蛊惑，上演了一场荒唐的“禅让”闹剧。他不仅将国柄交给子之，还收回了太子平（即后来的燕昭王）的符玺，导致太子平与将军市被起兵攻子之，引发燕国内部大乱。齐国趁机以“平乱”为名，大举入侵燕国。燕王哙身死国破，子之被擒后剁为肉酱。燕国几近灭亡，宗庙被毁，珍宝重器被掠，百姓涂炭。这场浩劫的根源，在于燕王哙对祖宗基业的失信（轻率禅让于非人），对太子继承权的失信（剥夺其合法地位），最终导致国破家亡的恶果。司马光对此痛心疾首，深刻指出其根源在于“慕虚名而处实祸”，完全违背了君臣名分之大义，失信于祖宗、社稷、臣民，焉能不亡？

再看东汉末年，吕布其人，勇冠三军，号为“飞将”。然而其致命弱点就是反复无常，毫无信义可言。他先认丁原为义父，为董卓一匹赤兔马便杀丁原；又认董卓为义父，为貂蝉（事涉演义，但背主是实）及王允许诺便杀董卓。其后辗转依附袁术、袁绍、张杨、刘备等，每一次都因猜忌、利诱或不满而背叛。吕布曾对刘备说：“我与卿同边地人也。布见关东起兵，欲诛董卓。布杀卓东出，关东诸将无安布者，皆欲杀布耳。” 似乎满腹委屈。然究其根本，正是他一次次背信弃义的恶行，彻底透支了自己的信誉，使得天下英雄皆视其为“虓虎”，无人敢真正信任、倚重他。曹操擒获吕布后，吕布求生，对曹操说：“明公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也。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 曹操本有犹豫，刘备在一旁提醒：“明公不见丁建阳、董太师之事乎？” 一言惊醒曹操，吕布遂被缢杀。吕布之死，表面死于曹操刘备之言，实则死于他自己亲手种下的、累累背信弃义之恶因所结出的苦果。他空有万夫不当之勇，却因无“信”之根基，终成飘萍，身死名裂。司马光在《通鉴》中虽未直接长篇大论评论吕布，但通过其生平记载，一个因失“信”而自取灭亡的典型形象已跃然纸上。

信义，是《通鉴》开篇即确立的立身之本、立国之基。 魏文侯冒雨践约，看似小事，却在无形中构建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成为魏国霸业的基石。燕王哙轻诺寡信，背弃名分，终致国破家亡。吕布勇而无信，反复无常，虽纵横一时，终难逃身首异处。历史的因果律清晰地告诉我们：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拎得清的人，深谙此道。他们将信义视为生命，一诺既出，万山无阻。因为知道，今日种下诚信之因，他日必收通达之果；而背信弃义之因，终将酿成无法承受的恶果。此乃《通鉴》揭示的拎得清的第一个根本问题——立身于世，信义为根。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信义昭彰，福泽绵长。

《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记载了曹操一段著名议论：“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然则，纵有包天志、藏海谋，若不能谨言慎行，其祸福亦在一念之间，一言之顷。司马光通过无数史实昭示：言行者，吉凶之枢机，祸福之门户。一句不慎，可致身死族灭；一语中的，亦可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拎得清的人，深谙“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懂得在何时该仗义执言，何时该缄默如金。

《通鉴》所载东汉末年名士孔融，才华横溢，为“建安七子”之首，然其悲剧结局，很大程度上便源于其“言多必失”，未能拎清时势与言行的界限。孔融性情耿介，好发议论，常以讥讽时政、臧否人物为能事。曹操势力日盛，挟天子以令诸侯，孔融内心不满，屡次借机讽刺。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破邺城，其子曹丕纳袁熙之妻甄氏为妾。孔融闻之，竟写信给曹操，引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的典故（此典故本为杜撰，意在讽刺曹操父子）。曹操初不解，后问出此典出自何书？孔融答：“以今度古，想当然耳。” 其轻佻讽刺之意，令曹操深恨之。此为孔融种下第一重恶因——以言语轻侮权臣私德，挑战其权威。

孔融犹不自省。曹操为节约粮食，推行禁酒令。孔融嗜酒，又上《难曹公禁酒书》，引经据典，极言酒之功用，甚至说：“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樊哙解厄鸿门，非豕肩钟酒，无以奋其怒。” 其文辞虽妙，但全篇充满嘲弄，将禁酒令比作无谓之举。更在书信末尾写道：“昨承训答，陈二代之祸，及众人之败，以酒亡者，实如来诲。虽然，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 此言直指曹操禁酒非为社稷，实为吝啬粮食，近乎指着鼻子骂其虚伪。此为第二重恶因——公然讥讽国策，挑战执政者的决策权威和动机。

孔融之言行，在士林中赢得了“刚直不阿”的名声，却将自身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他并未意识到，在曹操权势熏天的时代，其“清议”已失去了东汉党锢之祸前相对宽松的政治土壤。曹操表面上容忍，实则杀机已动。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授意丞相军谋祭酒路粹，罗织罪名，诬告孔融“招合徒众，欲规不轨”、“谤讪朝廷”、“不遵朝仪”、“跌荡放言”等。其中“跌荡放言”一条，直指其平日口无遮拦、讥讽时政之过。曹操借此下令，将孔融及其妻儿一并诛杀，“融及妻子皆被诛”。一代名士，竟因口舌之快，落得满门抄斩的悲惨结局。《通鉴》虽未详述路粹构陷细节，但孔融平日过于张扬、不知收敛的言行，无疑授人以柄，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的种子。此乃种下“言失”之因，终得“族灭”之果。司马光虽未直接评论孔融之死，但将其言行与结局并录，其警示之意，不言而喻。

与孔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鉴》中记载的荀彧。荀彧作为曹操最重要的谋士之一，有“王佐之才”美誉。他同样心系汉室，对曹操的僭越行为并非没有察觉和忧虑。然而，荀彧深知在乱世中，言行需有度。他选择以更委婉、更策略的方式表达意见，或在关键时刻以沉默表达立场，而非如孔融般锋芒毕露地讥讽。当曹操欲进爵国公、加九锡时（这是篡位的前兆），荀彧明确表示反对：“（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 此言既表明了立场，又立足于曹操“匡朝宁国”的初衷，措辞相对温和，但仍触怒了曹操。荀彧最终结局亦悲（被曹操逼死），但观其一生，其谨言慎行之风，使其得以在曹操集团核心位置运筹帷幄数十年，为统一北方做出巨大贡献，保全了家族相对的安全（其子荀恽等仍受重用），避免了如孔融般迅疾惨烈的灭门之祸。两相对比，荀彧的“拎得清”在于懂得：可言则言，不可言则默”的生存智慧，以及“言必有中，不务虚谈”的务实态度。

《通鉴》中亦有因善言而转祸为福、成就大事的典范。战国时期，策士张仪游说列国，其“连横”之策，瓦解六国合纵，为秦统一奠定基础。张仪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对言辞力量的精准把握和运用。最典型的例子是张仪欺楚怀王。秦欲伐齐，忌惮齐楚联盟。张仪入楚，对楚怀王许诺：“大王诚能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 楚王大悦，不顾屈原等人反对，断然与齐绝交。待绝齐后，张仪却称只答应献“六里”地。楚王怒而发兵攻秦，结果大败于丹阳、蓝田，损兵折将，丢城失地。张仪此计虽属欺诈，为后世所诟病，但《通鉴》真实记录了其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利用楚王的贪婪和轻信，以“虚言”为武器，成功离间齐楚，使强楚遭受重创，秦国坐收渔利。这是“一言”之力，影响国运兴衰的极端案例。张仪深谙：言辞乃利器，可杀人亦可活人，关键在于使用者如何运用，以及是否“拎得清”对象、时机与后果。

言行，是行走世间的双刃剑。 孔融恃才放旷，讥刺权贵，虽显名士风流，却种下杀身灭族之祸根，是为“言失”之恶果。荀彧慎言敏行，在原则与生存间寻找平衡，虽未能全节，却得保家族相对平安，其言其行，体现了乱世中的“拎得清”。张仪则把言辞的威力发挥到极致，一言可兴邦亦可丧邦，其成功在于对人性与时局的深刻洞察和精准运用。历史的因果链清晰地昭示：出言如射箭，不可不慎。善言者，贵在当其时、合其宜、中其的；慎行者，要在明是非、知进退、守本分。拎得清的人，必是懂得驾驭言行这匹烈马的好骑手，知何言当发如雷霆，何语当守如瓶缄。此乃《通鉴》揭示的拎得清的第二个根本问题——祸福无门，惟人自召，言行之微，实为枢机。

《资治通鉴》开篇周纪一，司马光即点明编撰目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兴衰得失的关键何在？在于能否“识势乘时”。势者，天下之大潮流、时局之大趋向；时者，发展之关键节点、行动之最佳契机。《通鉴》通篇，成败兴亡的故事反复印证一个铁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拎得清的人，必具洞察大势之慧眼，把握时机之果决，以及顺应潮流之智慧。强如秦皇汉武，逆势而动亦会功败垂成；弱似光武昭烈，顺势而为终可开创新局。

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堪称《通鉴》中“识势乘时”的绝佳典范。王莽篡汉，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刘秀起兵之初，并非最强。其兄刘縯性格刚毅，锋芒毕露，更始帝刘玄及绿林军诸将深忌之，寻机将其杀害。此时刘秀身处险境，稍有不慎，即步其兄后尘。《通鉴》卷三十九载，刘秀闻兄死讯，“自父城驰诣宛谢”。他强忍悲痛，“饮食言笑如平常”，绝口不提昆阳之功（当时他刚取得昆阳大捷），且“不为（兄）縯服丧”，反“深引过自责”。面对更始帝及其心腹的试探和刁难，他表现得异常恭顺谦卑。司徒官属迎吊秀，秀不交私语，惟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縯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惭，拜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这是刘秀在极端不利的“势”下，做出的惊人隐忍之举。他清醒地认识到： 当前大势是更始政权暂时得势，内部猜忌盛行，自己羽翼未丰，复仇或反抗只会招致毁灭。他选择了顺势——顺应更始的权威（哪怕只是表面），压抑个人情感，以“自晦”求生存。这一举动，不仅保全了性命，还麻痹了敌人，获得了喘息和发展的空间。此为“识势乘时”的第一步——在逆境中，懂得隐忍蛰伏，保存实力，以待天时。

其后，刘秀被更始帝派往河北“镇慰州郡”。这看似一个苦差（河北形势复杂，有王郎等割据势力），实则是刘秀脱离牢笼、开创基业的天赐良机。刘秀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时”。他北渡黄河，所到之处，“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积极招揽人才（如邓禹、冯异、耿弇等），争取民心，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当假冒汉成帝之子的王郎在邯郸称帝，河北震动，刘秀处境一度极其危险，甚至“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但他并未退缩，而是积极造势、借势。他争取到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等的支持，又说服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发突骑相助。利用这些力量，他最终消灭王郎，在河北站稳脚跟。此时，更始政权腐败内斗，赤眉军西进，天下形势为之一变。刘秀准确判断出“势”已转向：更始必亡，群雄逐鹿的时机成熟。他毅然与更始决裂，在鄗城（今河北柏乡）即皇帝位，建立东汉政权。此后，他顺应民心思汉、渴望统一的大势，采取“先关东，后陇蜀”的正确战略，剿灭赤眉，平定关东，最后攻取陇、蜀，完成统一大业。刘秀的成功，步步紧扣“识势”（看清天下分合、人心向背）、“乘时”（抓住脱离更始、经营河北、称帝建制、各个击破的关键时机），堪称顺势而为的教科书。

反观不识大势、逆时而动的悲剧，《通鉴》中莫过于隋炀帝杨广。杨广即位时，隋朝国力达到鼎盛，府库充盈，甲兵强锐。这本是休养生息、巩固国本的良机。然而，杨广却**错误地判断了“势”**，其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本性，驱使他无视民力凋敝的隐患，发动了一系列浩大工程和战争。《通鉴》卷一百八十至一百八十二详细记载了他的穷兵黩武与滥用民力：

兴建东都洛阳： “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工程严急，役丁死者十之四五。

开凿大运河：“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役丁死者什七八”。

三征高句丽： 第一次征发兵士、民夫数百万，“舳舻相次千余里”，“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死者相枕，臭秽盈路”。结果大败而归，损失惨重。第二次、第三次征讨，同样劳民伤财，无功而返，耗尽国力。

巡游无度： 北巡榆林、西巡张掖、三下江都，每次巡游都兴师动众，沿途修建离宫，地方官争相献食，“水陆珍奇毕至”，浪费惊人。

杨广的一系列举动，完全逆“势”而行：

《资治通鉴》：讲一段因果真事，人要拎得清，无非是看透三个问题！“民心思安”之势：连年征战、大兴土木，使“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百姓困穷，财力俱竭”，民怨沸腾。

逆“国力有限”之势：无休止的征发和消耗，掏空了文帝积累的财富，导致“士卒死亡，百姓怨嗟，天下骚动”。

逆“统治基础”之势：其暴政严重损害了关陇贵族、山东豪强乃至普通民众的利益，动摇了统治根基。

其结果是“种恶因，得恶果”：大业七年（611年），王薄在长白山首举义旗，“避征役者多往归之”，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如李密、窦建德、杜伏威等）。杨广面对危局，却**再次错失“时”机**，非但不思悔改，反而逃到江都（今扬州）醉生梦死，自欺欺人地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 最终，众叛亲离，于大业十四年（618年）被宇文化及等发动兵变缢杀于江都宫中。强盛一时的隋王朝二世而亡。杨广的悲剧，根源在于他完全“拎不清”：既看不清天下民力已竭、人心思安的大势，也抓不住改弦更张、挽回民心的时机，更不懂得在危机中顺势调整（如及时止损、安抚百姓）。他就像一个蒙眼狂奔的巨人，最终撞毁在自己亲手挖掘的深渊里。司马光在《通鉴》中对其评价可谓切中要害：“（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普天之下，莫非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这正是逆势逆时者的必然结局。

成败之枢机，在于识势乘时。 光武帝刘秀，在逆境中识势隐忍，在机遇前乘时而起，在关键处顺势而为，终成中兴伟业。隋炀帝杨广，坐拥强盛国力，却因误判大势，滥用民力，逆时而动，终致身死国灭，贻笑千古。历史的因果律冷酷而清晰：势如江河，浩浩汤汤，顺之者事半功倍，逆之者舟覆人亡；时如白驹，稍纵即逝，得之者崛起草莽，失之者万劫不复。 拎得清的人，必是时代的“观潮者”和“弄潮儿”，他们敬畏大势，洞察玄机，在潮起潮落间精准把握属于自己的那一朵浪花。此乃《通鉴》揭示的拎得清的第三个根本问题——天下大势，顺昌逆亡；兴衰成败，贵在乘时。

一部《资治通鉴》，千载兴亡事，归根结底，不过是一条条纵横交织的因果链。司马温公呕心沥血十九载，非仅为帝王提供权谋教科书，更是为世人树起一面洞明因果、鉴往知来的无上明镜。

人要在这纷繁复杂的世间“拎得清”，活得通透从容，无非是看透并践行这三个根本问题：

1. 立身之本在信义： 如魏文侯冒雨践约，以信聚人，奠定霸业之基；切莫如燕王哙背信弃义、吕布反复无常，自毁长城，终食恶果。信义是安身立命的磐石。

2. 言行之祸福系慎节： 当学荀彧之慎言敏行、张仪之善言破局；切莫效孔融之放言招祸。一言可兴邦，一语可丧身，言行乃祸福自召之门。

3. 成败之枢机在识势乘时： 当效光武帝刘秀之隐忍待时、顺势而起；切莫重蹈隋炀帝杨广之逆势妄为、错失良机的覆辙。顺天应人，方能成就不世之功。

“先天命，后天运。” 命格或由天定，但气运盛衰，实乃自身所行所为之因果累积。《资治通鉴》这部沉甸甸的史书，正是在用无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奸佞小人的血泪与荣光，反复向我们证明：**没有无缘无故的兴盛，也没有毫无征兆的败亡。今日所种之因，无论善恶美丑，必成他日所收之果。** 拎得清因果，便能洞悉世事的脉络，在人生的岔路口做出明智的抉择，不为浮云遮望眼，不因小利失大节。

读《通鉴》，贵在悟其“鉴”字。愿你我皆能从中汲取智慧，看透这三个根本问题，立身以信，言行以慎，处世以时。如此，纵不能尽改天命，亦能于后天之运中，修得一份通透从容，趋福避祸，步履坚实，不负此生。此乃《资治通鉴》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一部关于因果的启示录，一卷教会人“拎得清”的智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