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司马光耗时十九载，铸就《资治通鉴》这部帝王之镜。

它冷峻地映照出：多少煊赫王朝，崩塌于承平日久的懈怠之中。

春秋末年，晋国卿大夫智瑶（智伯），雄才大略，势力冠绝诸卿。

他率领韩、魏两家，以滔滔晋水为兵，将赵襄子死死围困在晋阳孤城。

城墙被淹，灶台生蛙，赵氏似乎插翅难飞。

智瑶志得意满，与韩康子、魏桓子同乘战车巡视水阵。

他指着浩渺水势，傲然道：“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

身旁的韩康子与魏桓子闻言，肘腋相交，暗递眼色——因为汾水可以灌魏都安邑，绛水同样能淹韩都平阳。

恐惧的种子，在盟友心中悄然疯长。

智瑶的谋士絺疵敏锐察觉了韩、魏的异样，直言进谏：“韩、魏必反！”

智瑶却嗤之以鼻，反问：“子何以知之？”

絺疵痛陈利害：“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然二子无喜志，有忧色，岂非欲生变乎？”

智瑶非但不警醒，反而次日将絺疵之言当作笑谈，转告韩、魏二人。

韩、魏立刻指天誓日，表露忠心：“此必谗臣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二家而懈于攻赵也。不然，我二家岂敢弃朝夕可分之赵利，而蹈危难不可成之事乎？”

智瑶深以为然。

赵襄子在绝境中窥见生机，派谋士张孟谈深夜缒城而出，密会韩、魏。

一句“唇亡则齿寒”的警世箴言，瞬间击溃了韩、魏最后的犹豫。

三家歃血为盟，约定共击智氏。

当夜，韩、魏军士悄然倒戈，掘开堤坝，引晋水倒灌智瑶大营。

喊杀声起，火光映红水面，智瑶苦心经营的大军瞬间土崩瓦解。

他至死才明白，毁灭的滔天巨浪，并非源于敌人的刀箭，而是自己亲手掘开堤坝时，对盟友眼中那抹恐惧的视若无睹。

毁灭往往始于对细微裂痕的傲慢与忽略。

智氏宗庙被毁，封地被瓜分，显赫一时的家族烟消云散。

《资治通鉴》于此沉痛落笔：“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

智瑶有吞并三晋的雄才，却无洞察人心的明睿，更无居安思危的敬畏。

他沉浸在绝对力量带来的虚幻安全感中，对近在咫尺的盟友异心视而不见，对忠臣逆耳的警告充耳不闻。

围城的水利奇观，成了他骄狂的见证，也成了埋葬他的坟墓。

他忘了，最坚固的堡垒，也可能从内部的猜忌开始瓦解；最汹涌的危机，常潜伏在看似鼎盛的巅峰时刻。

安享强大时，更要俯身倾听暗流涌动的声音。

战国中期，齐湣王田地依仗齐国的强盛，穷兵黩武，东征西讨。

他先联合韩、魏大败强楚于垂沙，又趁燕国内乱，发兵攻破燕都，几乎灭燕。

随后，他调转兵锋，向西吞并富庶的宋国，一时间威震天下，自矜功烈，自号“东帝”。

列国震恐，诸侯侧目。

志得意满的齐湣王，沉浸在开疆拓土的巨大成功里。

他视天下英雄如无物，对身边的盟友更是颐指气使，毫无尊重。

楚国的使者来访，只因反应稍慢，他便下令将其绑在殿外柱子上羞辱。

赵国的使者求见，他故意在庭中铺撒碎瓦砾，命其赤足走过，血流满地。

对曾并肩作战的盟友燕国，他更是刻薄寡恩，视其为自己砧板上的鱼肉。

燕昭王在深仇大恨中隐忍图强，筑黄金台招贤纳士。

名将乐毅慨然应召。

当齐湣王悍然吞并宋国，彻底打破列国平衡时，燕昭王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乐毅洞察人心，精准地捕捉到了诸侯对齐湣王骄横跋扈的恐惧与怨恨。

他奔走于赵、魏、韩、秦、楚之间，陈说利害，痛斥齐湣王的暴虐无道。

“今日之齐，已非诸侯之屏障，乃天下之公敌！”

乐毅的雄辩点燃了积压已久的怒火。

五国罕见地放下纷争，组成联军，以乐毅为统帅，浩浩荡荡杀向齐国。

骄傲的齐湣王仓促应战。

然而，曾经慑服于齐国兵威的各国将士，此刻同仇敌忾。

齐军主力在济西遭遇毁灭性打击，一溃千里。

乐毅率燕军长驱直入，连下齐国七十余城，仅剩莒和即墨两座孤城在苦苦支撑。

昔日不可一世的齐湣王，仓皇逃亡。

他先奔卫国，却傲慢依旧，对卫君指手画脚，被愤怒的卫人驱逐出境。

又逃到邹、鲁小国，仍摆着“东帝”架子，要求对方以天子之礼相待，结果被拒之门外。

最终，他逃到莒城，却被名义上赶来救援的楚国大将淖齿诱捕。

淖齿痛斥其罪行，将其悬于屋梁之上，活生生抽筋而死。

齐湣王至死也没能明白，摧毁他帝国基业的，并非乐毅的百万联军，而是他亲手将昔日的盟友甚至中立者，统统推向了敌对的深渊。

权势巅峰时对盟友的每一次轻慢，都是在为自己挖掘坟墓。

强大的齐国，几乎亡国。

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之初，励精图治，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革除弊政，开创了彪炳史册的“开元盛世”。

彼时，府库充盈，百姓安乐，四夷宾服，帝国如日中天。

长安城里，胡商云集，波斯锦、大食珠，奇珍异宝琳琅满目。

大明宫中，霓裳羽衣舞彻夜不休，一派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

然而，承平日久，玄宗的忧患之心渐渐被繁华迷醉所消磨。

他不再关心民间疾苦，不再警惕边镇坐大。

曾经宵衣旰食的明君，沉溺于与杨贵妃的温柔乡中。

他轻信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将朝政托付于这个堵塞言路、排斥异己的权相。

他宠幸野心勃勃的胡将安禄山，视其为“忠厚”的“胡儿”，对其毫无保留地授予三镇节度使的重权，掌控帝国最精锐的边军。

安禄山入朝，他赐坐于御座之旁，赏赐无度，甚至为其在长安修建媲美皇宫的府邸。

朝中稍有质疑安禄山的声音，立刻被李林甫压下，或被玄宗亲自训斥。

帝国的隐患，在盛世的华美袍子下疯狂滋长。

宰相张九龄曾忧心忡忡地警告：“禄山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

玄宗却一笑置之。

李林甫死后，继任的杨国忠更是骄奢无能，与安禄山矛盾激化，不断向玄宗进言安禄山必反，却又拿不出任何有效制约措施，反而加速了叛乱的爆发。

天宝十四载（755年）冬，渔阳鼙鼓动地而来。

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率十五万精锐边军悍然南下。

承平数十年的中原州县，武备松弛，官吏惊惶。

叛军铁骑如入无人之境，河北郡县望风披靡。

东都洛阳迅速陷落。

次年，潼关失守，长安门户洞开。

曾经繁华盖世的长安城，在惊惶失措中迎来了末日。

玄宗仓皇出逃蜀地，途中发生马嵬驿兵变，杨国忠被杀，杨贵妃被赐死。

煌煌大唐，瞬间从九天坠入深渊，陷入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浩劫。

玄宗晚年才痛彻心扉地醒悟，埋葬开元盛世的，并非安禄山的刀锋，而是他自己在温柔富贵乡里，早已锈蚀的警惕之心和对潜在危机的选择性失明。

忧患意识，是盛世的免疫系统；一旦失灵，繁华终成泡影。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首即言：“治平而忽危亡，未有不危亡者也。”

智伯、齐湣王、唐玄宗，皆曾立于时代之巅。

他们的倾覆，非因外敌过于强大，实因在安泰中遗忘了危亡的阴影。

历史这面镜子，冰冷而清晰地映照着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居安思危，则危可转安；忘战必危，纵安亦倾。

真正的强大，不在于无懈可击的表象，而在于对细微裂缝的警觉与修补。

于个人，于家国，莫不如是。

警钟长鸣，方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