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瓒：岳父太守同窗刘备，手握白马义从，为何比袁绍更早凉凉？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春，易京楼

火，在楼外舔舐，带着袁绍大军贪婪的呼啸。浓烟如墨，从夯土与砖石的缝隙中钻入，呛得人涕泪横流。公孙瓒站在易京最高的那座楼橹上，这座他耗尽心血与幽州民力，自诩为“固若金汤，可坐待天下事变”的坚城，此刻正发出垂死的呻吟。

他那张曾令无数胡虏闻风丧胆的脸庞，如今沟壑纵横，写满了疲惫与绝望。昔日“大音声，言语辩，才智捷给”的勃勃英气，早已被长达数年的围困消磨殆尽。他身上那袭曾象征着无上威严的锦袍，此刻也沾染了尘土与血污，在猎猎风中显得格外萧瑟。

脚下，是层层叠叠的楼观和深不可测的壕堑。他曾对长史关靖夸口：“昔谓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视之，非我所能。不如且守，坐待天下事变。”他曾以为，凭此坚城，积粟三百万斛，足以耗死袁绍，甚至等到天下有变，他公孙伯珪仍有机会东山再起。

然而，地道，那卑劣却致命的地道，如同蝼蚁啃噬大堤，正一点点瓦解他最后的屏障。城破在即的喧嚣，如同催命的鼓点，敲打着他那颗早已千疮百孔的心。

他猛地回过头，望向楼内。他的妻妾、他的姊妹们，正惊恐地看着他。她们的眼神里，是哀求，是恐惧，也是一丝丝难以言说的依赖。他曾是她们的天，她们的倚仗。

“伯珪……”有人颤声唤道。

公孙瓒的嘴唇动了动，一丝苦涩的笑意爬上嘴角。天下事？他曾经以为唾手可得。如今，却连家人的性命也保不住了。他想起了很多，那些远去的岁月，那些鲜衣怒马的日子，那些曾经与他并肩而立的身影……那个时候，他何曾想过会有今日这般狼狈的结局？

风更紧了，带着塞外的寒意，也带着袁军的杀气。他仿佛又听到了白马的嘶鸣，那声音曾是他生命中最激昂的乐章，如今却像是遥远的挽歌。

幽州，汉家北门。西倚太行，东临碣石，北接大漠，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是汉帝国与北方游牧民族激烈碰撞的前沿。公孙瓒，便出生在幽州辽西令支（今河北迁安一带）的一个“世二千石”的豪族家庭。

公孙瓒，字伯珪，《周礼·春官》记载“祼圭有瓒，以肆先王”，瓒和珪都是祭祀的礼器，常搭配使用，但“瓒”特指带有杂质的玉制酒勺，而“伯”通常指兄弟间的排行。因此公孙瓒很可能是排名靠前的长子，但却取了个带有瑕疵的“瓒”，这当然也是有理由的。

《后汉书·公孙瓒传》记载：“母贱，为郡门下书佐”。

在讲究门第的东汉末年，母亲的卑微身份无疑限制了他早期的发展。这一点和他日后最大的对手，袁绍，颇有几分相似。然而，公孙瓒凭借其“美姿貌，大音声，言语辩，才智捷给”，很快在郡府中脱颖而出，这块“美玉”得到涿郡太守侯氏的格外赏识。

太守深爱其才干与品貌，认为他前途不可限量，于是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女儿许配给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招婿”，而更像是一种基于才华赏识的联姻，是太守对他的一种重要投资与提携。

这门亲事，为公孙瓒打通了向上流动的关键通道，也让他得以进入更高层次的社交与学习圈。侯太守更是倾力栽培这位女婿，资助他前往大儒卢植门下就学。

正是在这样的机缘下，他得以拜入大儒卢植门下。卢植，这位海内闻名的学者、未来的国之柱石，其门下弟子众多，日后皆成为汉末乱世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而在这些同窗之中，有一个人，与公孙瓒的关系尤为特殊——刘备，刘玄德。

“瓒深与先主相友，约为兄弟。”（《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史书寥寥数语，却勾勒出一段年少时的真挚情谊。彼时的刘备，虽是中山靖王之后，家道却已中落，与母亲织席贩履为生。但其“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已初显领袖气质。公孙瓒年长于刘备，家境也因太守的资助而相对优越，在学业和生活上对刘备多有帮助。他们一同在卢植门下聆听经义，探讨时局，或许也曾一同纵马驰骋，指点江山。

那时的公孙瓒，豪爽仗义，意气风发；那时的刘备，沉稳内敛，胸怀大志。二人一刚一柔，一外放一内敛，却因相似的抱负与脾性而惺惺相惜，结为兄弟。这份情谊，在那个时代，弥足珍贵。

公孙瓒早年还有另一件事迹。他曾在另一位太守刘其（或作刘基）帐下任职，刘太守因故获罪，被押解至京师洛阳，并将流放至偏远瘴疠的交州日南郡。

按照当时的规定，下属官员不得私自探望获罪的上司。但公孙瓒不避嫌疑，乔装成侍卒，亲自照料刘太守的饮食起居，护送其车驾一路抵达洛阳。当刘太守即将启程前往日南时，公孙瓒在北邙山准备酒肉，祭拜祖先，悲泣道：“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便当长辞坟茔。”言罢再拜而去，其情其景令观者无不为之动容叹息。

此事充分展现了公孙瓒重情义、有担当的一面。不久，刘太守遇赦，公孙瓒也因其“义”行被举为孝廉，正式踏入仕途，出任辽东属国长史。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之乱爆发，大汉王朝摇摇欲坠，边疆的异族势力也趁机蠢蠢欲动。

公孙瓒先是被举为孝廉，后任辽西郡吏、涿令。他治理地方，颇有政声。但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还是在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战斗中。

中平年间，凉州贼叛乱，朝廷征发幽州突骑三千人前往讨伐，并赐予公孙瓒都督行事的符节。然而，大军行至蓟中时，原幽州刺史刘虞（此时或为宗正，后任幽州牧）认为“乌桓、鲜卑数为寇，恐其因隙为害”，上表请求罢兵。（《后汉书·刘虞传》）公孙瓒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因此受阻，但他与乌桓、鲜卑等族的梁子，却早已结下。

幽州，北接乌桓、鲜卑，东临高句丽，是汉朝北疆的重要屏障。这里的汉民与异族杂居，冲突时有发生。公孙瓒长期在边郡任职，对异族的习性和战术了如指掌。他深知，对付这些剽悍的骑兵，必须以更强悍的骑兵，以更凌厉的攻势。

一次，公孙瓒率领数十名骑兵在塞外巡逻，遭遇数百名鲜卑骑兵。敌众我寡，形势险恶。公孙瓒毫无惧色，对部下道：“今不冲之，则必为所虏！”（《后汉书·公孙瓒传》注引《英雄记》）他亲自执矛，率先冲入敌阵。数十骑如一把尖刀，硬生生撕开了鲜卑人的包围，斩杀数十人，己方也伤亡过半，但最终成功突围。此战之后，鲜卑人对他又敬又畏，公孙瓒的勇名远播塞外。

这样的战斗，磨砺了他的意志，也让他深刻认识到拥有一支精锐骑兵的重要性。于是，一支在后世留下赫赫威名的部队，开始在他的构想中逐渐成型——白马义从。

“瓒每与虏战，常乘白马，选其精锐者为一部，皆白马，号为‘白马义从’。”（《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

即使在日后公孙瓒被袁绍打败，可白马义从的传说仍然在世间流传。曹植就写过一首《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如果你看过《权力的游戏》，那么你对于这首诗可能会更有感触，《权力的游戏》中也有一支守护北境的军队，他们自称守夜人。

守夜人誓言：「长夜将至，我从今开始守望，至死方休。我将不娶妻、不封地、不生子。我将不戴宝冠，不争荣宠。我将尽忠职守，生死於斯。我是黑暗中的利剑，长城上的守卫。我是抵御寒冷的烈焰，破晓时分的光线，唤醒眠者的号角，守护王国的坚盾。我将生命与荣耀献给守夜人，今夜如此，夜夜皆然。」

在白马义从声名鹊起之时，一位日后名震天下的猛将，也曾短暂地汇入这股洪流。常山真定人赵云，字子龙，受本郡推举，率领义从吏兵投效公孙瓒。时袁绍势力强大，不少人都认为袁绍才是未来的霸主，传说公孙瓒曾问赵云为何不投袁绍。

赵云答道：“天下訩訩，未知孰是，民有倒悬之厄，鄙州论议，从仁政所在，不为忽袁公而私明将军也。”

然而，公孙瓒对这位抱有“仁政”理想的年轻人，似乎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许是赵云“背袁投己”的背景，让生性多疑的公孙瓒心存芥蒂；或许是公孙瓒更看重那些绝对服从、悍不畏死的边地勇士，而赵云身上那种儒将的气质与坚守的道义，与他后期愈发功利和残暴的风格有所不合。

赵云虽在公孙瓒麾下，参与了一些战斗，但始终未能进入核心决策层，其才华也未能得到充分施展。这为他日后离开公孙瓒，转投刘备埋下了伏笔。

白马义从的威力很快便得到了检验。乌桓人本是幽州的劲敌，但在白马义从的打击下，屡屡受挫。“乌桓更相告语，避白马长史。”（《后汉书·公孙瓒传》）他们甚至恐惧到“乃画作瓒形，驰马射之，中者咸称万岁。”（《后汉书·公孙瓒传》注引《英雄记》）用射击公孙瓒画像的方式来发泄恐惧和仇恨，这本身就是对其威慑力的最好证明。

凭借着白马义从的赫赫战功，公孙瓒累迁中郎将，封都亭侯。他镇守辽西属国长达十余年，期间，“虏（指乌桓、鲜卑等）亦敛迹，不敢复犯塞。”（《后汉书·公孙瓒传》）他成为了幽州边塞名副其实的守护神，白马将军的威名，响彻云霄。

公孙瓒曾以为，只要有白马义从在，他便无所畏惧。

初平二年（191年），青州、徐州黄巾复起，声势浩大，聚众三十万，攻入渤海郡，意图与黑山军会合。公孙瓒亲率步骑两万，在东光南大破黄巾，斩首三万余级，俘虏七万余人，缴获辎重无数。（《后汉书·公孙瓒传》）此战，公孙瓒“威名大震”，也让他南向争夺天下的野心进一步膨胀。

顺带一提，在此之前，刘关张和赵云都在公孙瓒的帐下，虽说玄德公不是个久居人下的主，但假如公孙瓒像陶谦之于刘备，或者像鲍信之于曹操，作为一个天使投资人，恐怕历史对他的评价都会不一样。但因为他和刘虞的矛盾，导致这一切终究只是假设。

他势力扩张的过程中，他与幽州士族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演变成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这场冲突的核心，集中体现在他与幽州牧刘虞的关系上。

公孙瓒与刘虞的矛盾，绝非简单的个人恩怨，而是其出身背景、政治理念、治理方略与当时根深蒂固的士族阶层之间深刻矛盾的集中爆发。

首先，出身的差异与观念的鸿沟是根本原因。公孙瓒母家卑贱，虽凭借军功崛起，但他内心深处对那些世代簪缨、垄断政治文化资源的世家大族，始终抱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有不屑，也有警惕，甚至隐含着对抗。他更信赖武力，信赖那些与他一同在战场上搏杀出来的“战友”，而非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维护传统秩序的士人。而刘虞，作为汉室宗亲，本身就是士人阶层的代表和领袖，他所推崇的是儒家传统的“德政”、“仁治”，这与公孙瓒的实用主义和强权逻辑格格不入。

其次，治理方略的根本对立。刘虞在幽州，“务存宽政，劝督农桑，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夷感其德化，自安乐业。”（《后汉书·刘虞传》）他主张怀柔异族，发展民生，深得百姓和部分胡人拥戴。而公孙瓒则信奉“夷狄性不可改，当以武力制之”，他认为刘虞的政策是“非但无功，乃更增长寇害”，甚至公然破坏刘虞的安抚成果，抢掠其输送给朝廷的贡赋和招抚来的物资。公孙瓒的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与刘虞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形成了鲜明对比，直接触动了以农耕为本、希望维持地方稳定的士族的根本利益。

再者，是权力与声望的直接竞争。刘虞在幽州的威望如日中天，甚至关东诸将都一度想拥立他为帝。这对野心勃勃、试图独掌幽州大权的公孙瓒而言，是难以容忍的。他视刘虞为自己权威的最大挑战者和南下争霸的潜在障碍。尤其是当刘虞与袁绍——公孙瓒在冀州的主要竞争对手——眉来眼去，显露出联合的迹象时，公孙瓒的猜忌和敌意达到了顶点。他担心刘虞会成为袁绍对付自己的内部力量，从而使自己腹背受敌。

于是，矛盾不可避免地激化。公孙瓒开始公然劫掠刘虞输送给朝廷的贡赋，并屡次阻止刘虞派遣使者前往长安。他甚至散布谣言，称“刘虞欲称尊号，布告天下”。

兴平元年（193年），公孙瓒终于撕下了最后的伪装。他趁刘虞不备，率兵攻打蓟城。刘虞虽然得到部下和百姓的支援，一度击退公孙瓒，但毕竟不习军事，最终兵败被俘。

公孙瓒先是诬陷刘虞“前与袁绍等议欲称尊号”，将其囚禁。不久，朝廷使者段训前来调解，并有权决定幽州官员的任免。公孙瓒威逼利诱段训，最终以“虞前与袁绍等交通，欲称尊号”的罪名，将这位素有贤名、深得民心的幽州牧斩杀于蓟市。（《后汉书·公孙瓒传》、《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

杀害刘虞，是公孙瓒一生中最大的败笔，也是其命运的急转直下点。他以为清除了政治上的对手，却未曾料到，此举彻底点燃了整个幽州士族阶层的怒火，也让他彻底失去了幽州的人心。刘虞的旧部如鲜于辅、阎柔、齐周等人，他们本身多是地方豪强或与士族联系紧密的人物，对公孙瓒的暴行忍无可忍，纷纷起兵反抗，并迅速倒向了袁绍。幽州百姓对公孙瓒也从敬畏转向了憎恨，“由是人心离散，豪杰多附袁绍。”（《后汉书·公孙瓒传》）

更重要的是，此举彻底断绝了公孙瓒与士族阶层和解的可能，为袁绍提供了讨伐他的绝佳口实，使其在政治上陷入空前孤立。

初平二年（191年）冬，公孙瓒在盘河屯兵，准备大举南下，与袁绍争夺冀州控制权。此前，公孙瓒已尽数袁绍十大罪状，冀州诸城多有响应。公孙瓒亲率步兵三万余人，骑兵（包括精锐的“白马义从”）约一万，列阵于界桥以南二十里处。

袁绍则派大将麹义率领八百“先登死士”和数千名强弩手为前锋迎战，袁绍亲率数万步兵在后压阵。

战前，公孙瓒兵锋正锐，连破袁绍军。公孙瓒自以为凭借骑兵的冲击力，可以轻易击溃袁绍的步兵。

然而，袁绍并非庸才。他采纳了部将麴义的建议，以八百“先登死士”和一千强弩兵为前锋，藏于大戟盾牌之下。当公孙瓒的骑兵发起冲锋时，麴义的部队伏而不动，待敌军逼近，突然跃起，强弩齐发，大戟挥舞，如一道坚不可摧的堤坝，迎头痛击了公孙瓒引以为傲的骑兵。

“瓒兵奔走，所杀伤甚众，……瓒遂大败。”（《后汉书·袁绍传》）公孙瓒的冀州刺史严纲被斩，白马义从损失惨重。公孙瓒本人也险些被俘，幸得部将拼死相救，才得以脱身。

界桥之败，沉重打击了公孙瓒的锐气。他虽然在随后的龙凑、巨马水等战役中与袁绍互有胜负，但总体上已转入守势。他再也未能恢复昔日那种摧枯拉朽的进攻能力。

更致命的是，失败和猜忌，开始腐蚀他的内心。他“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记过忘善，睚眦必报。”（《后汉书·公孙瓒传》）对于那些曾有小过或与自己意见不合的部下，他动辄杀戮。对于有功之臣，也往往吝于封赏，反而心生猜忌。他不再信任那些出身豪右的将领，转而重用一些出身卑贱的“奴客”作为心腹爪牙。（《后汉书·公孙瓒传》注引《英雄记》）

而此时，幽州士族的态度和行为，成为了压垮公孙瓒的又一根重要稻草。

刘虞的旧部如鲜于辅、阎柔、齐周等人，本身就是幽州地方豪强或与士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高举为刘虞复仇的旗帜，迅速集结力量，公开反抗公孙瓒。更重要的是，他们主动与袁绍联络，甘愿成为袁绍进攻公孙瓒的内应和先锋。鲜于辅被袁绍任命为建忠中郎将，总督幽州六郡军马；阎柔则因其在乌桓中的威望，被袁绍任为乌桓司马，有效地策动了乌桓、鲜卑等异族力量，从背后夹击公孙瓒。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公孙瓒的势力范围被一步步蚕食。刘虞旧部与袁绍军内外夹击，连破公孙瓒所置守将，如渔阳太守邹丹就在与鲜于辅、麴义的战斗中兵败被杀。公孙瓒被迫退守易京，试图凭借坚城固守。

他不再追求野战决胜，而是开始迷信坚固的城防。他在易水北岸，修筑了一座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城堡——易京。

“为围堑十重，於堑里筑京，皆高五六丈，为楼其上；中堑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以铁为门，斥去左右，男人七岁以上不得入，唯侍姬妾而已。……积谷三百万斛。”（《后汉书·公孙瓒传》）

这座易京，与其说是一座军事要塞，不如说是一座囚禁他野心和恐惧的牢笼。他将自己与世隔绝，沉溺于楼橹的坚固和粮食的充足，梦想着“坐待天下事变”。他似乎忘记了，一个将领最大的依仗，从来不是冰冷的城墙，而是人心和流动的军队。尤其是在士族阶层已经全面倒向对手的情况下，孤城更难守。

建安三年（198年），袁绍完成了对冀、青、并三州的整合，实力空前强大。他终于腾出手来，全力解决公孙瓒这个心腹大患。袁绍亲率大军，对易京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面对袁绍的围困，公孙瓒最初的策略是坚守。他相信易京的防御，也相信自己储备的粮草足以支撑很长时间。他甚至放出话来，要与袁绍耗上几年，看谁先撑不住。

然而，战争的残酷远超他的想象。袁绍军轮番进攻，昼夜不息。虽然易京防守严密，但也经不住持续的消耗。城内人心惶惶，士气低落。公孙瓒的暴政早已使他失去了部下的拥戴，此刻更是雪上加霜。

他曾派儿子公孙续前往黑山，向张燕求救。张燕率十万大军前来，但被袁绍预设的伏兵击败。公孙瓒还曾想亲自率兵突围，与张燕内外夹击，但因计划泄露而作罢。他还向北方的公孙度求援，但也石沉大海。

外援断绝，内无战心。公孙瓒的处境日益艰难。

易京楼上，公孙瓒的思绪被一阵剧烈的震动打断。是袁军又在地道中放火了，还是城墙的某处终于支撑不住了？他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入掌心。

刘备……玄德……

他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这个名字了。当年那个跟在他身后，恭敬地称他“兄长”的少年，如今已是豫州牧，名动一方。他曾一度成为袁绍的座上宾，也曾与自己刀兵相向。后来，又听说他辗转徐州，与吕布争锋。

公孙瓒的心中涌起一股复杂难言的情绪。是嫉妒吗？或许有一点。当年他才是更耀眼的那一个，如今却……是悔恨吗？如果当年自己没有那般对待刘虞，如果自己能多听听部下的劝谏，如果……

不，没有如果了。

他想起当年卢植老师的教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可他公孙瓒，究竟是弘毅了，还是刚愎自用了？他守护边疆，驱逐胡虏，算不算任重道远？可为何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

楼外的火光映红了公孙瓒的脸，那颜色如同刘虞被斩时喷溅的鲜血。

他后悔吗？

当年的他，或许不曾后悔。他认为刘虞是绊脚石，是妇人之仁，是自己称霸道路上必须搬开的障碍。他甚至在杀害刘虞后，还得意洋洋地对人说：“刘虞若不求称帝，岂有今日之祸？”仿佛一切都是刘虞咎由自取。

但此刻，在这易京楼的末日残阳下，他是否会有一丝动摇？如果刘虞还在，幽州会不会是另一番景象？那些曾经拥戴刘虞的豪杰，那些深耕地方的士族，会不会站在自己这一边对抗袁绍？

火势越来越大，已经蔓延到了公孙瓒所在的这座主楼。浓烟几乎让人无法呼吸。楼外，袁军的喊杀声震天动地，他们已经通过地道攻入了内城！

公孙瓒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他没有像一个英雄那样冲出去，与敌人做最后的搏杀。或许，他心中那份属于边疆猛将的血性，早已在多年的猜忌、恐惧和固守中消磨殆尽。

他缓缓拔出腰间的佩剑。剑刃在火光下闪烁着冰冷的光芒，映照出他苍白而扭曲的脸。

他看向他的妻妾和姊妹们，她们惊恐地缩成一团，眼中充满了绝望。

“事已至此，我不能让你们落入袁绍之手，受辱而死。”他的声音沙哑而低沉，带着一丝奇异的平静。

他一步步走向她们，手中的剑举了起来。

尖叫声，哭喊声，很快便被更大的火焰吞噬。

“瓒曰：‘昔谓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视之，非我所能，不如且死，无负臣子之耻。’乃尽杀其姊妹妻子，然后引火自焚。”（《后汉书·公孙瓒传》）

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充满了不甘，充满了幻灭，也带着一丝属于失败者的“悲壮”。他亲手结束了家人的性命，然后点燃了这座囚禁他最后岁月的牢笼。

熊熊烈火中，那个曾经的白马将军，那个威震塞外的公孙伯珪，化为了一缕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