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创业成功后必须甩掉的四类“兄弟”

​司马光有言：“治平之世，其德尚宽；艰难之始，则务苛猛。”

打天下时，称兄道弟，歃血为盟，生死与共。

坐江山时，龙椅的温度，往往低于当初滚烫的热血。

《资治通鉴》的墨迹里，浸透了帝王心术，也写明了有些“兄弟”，功成之日便是散伙之时。

非是刻薄寡恩，实乃家国安危所系。

这四类人，留不得。

刘邦登基，韩信已擒项羽，裂土封王，威震华夏。

未央宫中，刘邦夜不能寐，非因喜悦，实因恐惧。

群臣朝贺，声震屋瓦，韩信一人之威，似盖过新皇光芒。

吕后看得分明：“信之为陛下，犹养虎自遗患也。”

陈豨之变，成了导火索，一纸诏书，长乐钟室，兵仙陨落。

《资治通鉴》评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矜己功…则庶几哉！”

可惜，功高者难自抑，主疑者难释怀。

郭威代汉立周，枢密使王峻，自恃拥立首功，跋扈更甚。

他视宰相如属吏，阻挠郭威任用亲信，甚至公然索要枢密院专权。

郭威忍无可忍，一杯鸩酒，了结这位曾同生共死的“老兄弟”。

司马光冷笔点破：“峻有翊戴之勋，然矜功专恣…其死也宜哉！”

龙椅之下，岂容他人功名与日争辉？

当兄弟的光芒刺得帝王睁不开眼，离清算也就不远了。

这不是忘恩，而是权力场冰冷的铁律。

唐玄宗天宝年间，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精兵冠天下。

他拜杨贵妃为母，憨态可掬，赢得帝妃欢心。

玄宗视其为心腹“胡儿”，恩宠无极。

然安禄山在范阳筑雄武城，广储兵甲，畜养战马数万匹，其心昭然若揭。

李林甫、杨国忠屡言其反，玄宗皆不信，反将告发者缚送安禄山处置。

直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资治通鉴》载安禄山反书：“奉密旨讨杨国忠！”

何等讽刺！

玄宗晚年昏聩，养虎遗患，终酿成动摇国本的安史之乱。

后周世宗柴荣雄才大略，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忠勇可嘉，深得信任。

然其手握最精锐禁军，又为太祖郭威女婿，身份贵重。

柴荣病重，虑及幼子，终将张永德明升暗降，解除兵权，换上更“可靠”的赵匡胤。

岂料赵氏后来黄袍加身。

司马光叹：“世宗以英武之资，…其驾驭豪杰…盖亦有道矣。”

再亲的兄弟，当刀把子过于锋利且握在他人之手时，帝王寝食难安。

解除兵权，是必然的选择，无论用何种方式。

东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云台二十八将功勋卓著。

然天下甫定，刘秀即“退功臣而进文吏”。

他并非不念旧情，而是深谙功臣一旦抱团结派，尾大不掉，祸乱朝纲。

真定王刘扬，虽为宗室，亦拥兵自重，且暗中交通，图谋不轨。

刘秀果断令耿纯持节收诛，毫不留情。

《资治通鉴》称刘秀“明慎政体，总揽权纲”。

其“柔道”治国，柔中有刚，对可能威胁皇权的朋党萌芽，扼杀于摇篮。

唐文宗时，“牛李党争”炽烈，两派大臣势同水火，罔顾国事。

文宗欲除宦官，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朋党之祸，甚于藩镇。

帝王最忌者，非某一权臣，而是一张盘根错节的利益巨网。

创业时的“兄弟连”，若在治世蜕变为“朋党圈”，便是侵蚀皇权的毒瘤，非剜除不可。

纵有千丝万缕的情谊，在江山社稷面前，亦需快刀斩乱麻。

汉光武帝刘秀麾下，彭宠曾以渔阳精骑、粮草倾力相助，功莫大焉。

天下已定，彭宠自恃功高，怨望封赏不厚，竟于幽州起兵反叛。

《资治通鉴》载其狂言：“我功当为王，陛下忘我邪？”

最终兵败身死，家破人亡。

司马光直指其弊：“宠恃功骄嫚，…其反也固宜。”

功劳簿，不是横行无忌的护身符。

前秦苻坚，一代雄主，待臣下素以宽厚著称。

猛将张蚝，战功赫赫，恃宠而骄，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夺他人妻妾。

苻坚闻之大怒，虽念其功未处死，但立即将其贬黜，永不叙用。

《资治通鉴》赞苻坚此举：“猛刑必诛，…所以能立功也。”

打天下的规矩是勇猛，坐天下的规矩是秩序。

居功自傲者，往往视规矩如无物，视皇权为可欺。

此风一开，法度崩坏，人人效尤，朝廷威严扫地。

帝王再念旧情，也绝不容忍有人挑战统治的根本秩序。

此类“兄弟”，不除，则国将不国。

《资治通鉴》的冰冷叙述背后，是权力更迭的血色逻辑。

“狡兔死，走狗烹”，非必是帝王的残忍，更多是时势使然的无奈。

甩掉这些“兄弟”，非为背信，实为守业。

守的，是祖宗基业，是天下安定，是法度尊严。

帝王心术，高处不胜寒。

读史至此，当知创业维艰，守成更难。

能共苦者，未必能同甘，此乃人性，亦是天道。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这重量里，也包含了那份必须狠下的心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