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书法家鲜于枢行草《石鼓歌》，畅快恣意灵动潇洒

鲜于枢的书法非常有名，其笔法飘逸洒脱，毫不凝滞，与赵孟頫齐名。

宋朝的书风崇尚意，因此越来越有丑书的意味，即使是宋朝的大书法家，也写成了丑书。赵孟頫、鲜于枢、李倜等人追求复古，重启魏晋遗风。因此，拯救了元朝的书风。

鲜于枢，生于 1246 年，卒于 1302 年，字伯机，晚年自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其斋号为 “困学之斋”。他与赵子昂、邓文原并称 “元初三大家”，在当时的杭州文化圈中，他们三人以翰墨相交，共同推动着书法艺术的发展，元人虞集曾赞誉道：“大德、延祐间，渔阳（鲜于枢）、吴兴（赵子昂）、巴西（邓文原）翰墨擅一代。”

鲜于枢的墨写《石鼓歌》传世有两本，其中创作于元大德五年（1301 年）、现存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这一版本尤为引人注目。此卷款署 “大德辛丑夏六月”，彼时鲜于枢已五十六岁，距其逝世仅一年之遥，故而此卷堪称他的绝笔之作。

《石鼓歌》以行草相间的书体呈现，其间既可见 “二王” 与《十七帖》的典雅风致，又能领略到唐人孙过庭、怀素等书法大家的笔韵。例如其中第四十二行的 “国” 字，恰似怀素《自叙帖》中的 “国” 字，神形皆备。

整幅作品一气呵成，气势磅礴，雄放恣肆间尽显 “河朔伟气，奇态横生” 的独特魅力。其草书谋篇布局极为严谨，每一笔都精熟无比，既遵循书法的法度规范，又能在其中巧妙地融入自己的创意与变化，筋骨强健，遒劲有力，若无数十载的深厚功力，断难成就如此佳作。

鲜于枢的书法之路起始于对唐人书法的研习，而后上溯至东晋“二王”。他的行书则结体谨严，笔力饱满，自然洒脱，尽显灵动之姿；草书师法怀素并能推陈出新，笔法奔放纵肆，气魄雄伟壮阔。

相传鲜于枢早年学书时，曾因偶见二人于野外挽车深陷泥淖之中而有所感悟，从而在书法技艺上获得突破。他写字时常常运用中锋回腕之法，笔墨酣畅淋漓，气势跌宕起伏，每逢酒酣之际作书，更是奇态横生，别具一番风味。鲜于枢兼擅楷书、行书与草书，而草书则是他艺术成就中的巅峰之作。

在元代书坛，鲜于枢与赵孟頫齐名，二人并称 “二妙”“二杰”。赵孟頫曾坦言：“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 由此可见鲜于枢草书之精妙。

鲜于枢的《石鼓歌》笔笔皆有晋唐古法，笔法圆劲，字字严谨规范，法度森严，字里行间洋溢着北方人的豪爽侠义之气。相较而言，赵孟頫在行书与楷书领域的造诣则更为突出。

鲜于枢曾劝解赵孟頫摆脱宋高宗书法的影响，转而直追魏晋书法精髓，此一举动在元代书坛掀起了一股强劲的 “书法复古” 浪潮。鲜于枢在草书上深得怀素的韧性与用笔之法，他独特的 “回腕法”，即通过悬肘书写，以肩带动肘，再以肘带动腕，纯以腕力掌控行笔，使得笔下的字充满圆劲之势，别具一格。

鲜于枢行草《石鼓歌》通卷书写流畅自然，一气呵成，雄放而不失严谨，行草字体相互交织，错落有致。在字体的布局上，虽字字相对独立，却又意态连贯，彼此呼应。

行距较为宽松，赋予作品一种疏朗开阔之感，而字距则时疏时密，变化多端，别具韵味。这种独特的章法安排使得整幅作品于严谨规范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变化与灵动的气息，既彰显了书法法度的森严，又充分展现出鲜于枢的创新意识与独特的艺术个性。

此作创作于 1301 年，当时的书法界复古之风盛行，鲜于枢深受影响，直接取法晋唐书法。石鼓文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韩愈曾作《石鼓歌》呼吁朝廷重视与保护石鼓文，鲜于枢对石鼓文亦极为推崇，他不止一次书写此诗，其行草《石鼓歌》也正体现了他对石鼓文的敬重以及对晋唐书法复古的追求。

在中国书法史上，元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代，鲜于枢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书法造诣，与赵孟頫共同引领了元代书坛的复古风潮。他的书法艺术不仅在当时备受推崇，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将围绕鲜于枢的书法艺术展开详细探讨，从其生平背景、艺术特色、代表作品到历史地位等方面，全面呈现这位书法大家的艺术成就。

鲜于枢（1246-1302），字伯机，晚年自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斋号"困学之斋"。他生于金末元初的动荡时期，却在这个文化转型的特殊年代里，以其卓越的书法才华脱颖而出。与赵孟頫、邓文原并称"元初三大家"的鲜于枢，在当时的杭州文化圈中享有盛誉。元人虞集曾评价道："大德、延祐间，渔阳（鲜于枢）、吴兴（赵子昂）、巴西（邓文原）翰墨擅一代。"这段评价充分说明了鲜于枢在当时书法界的崇高地位。

鲜于枢的书法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书体方面，他兼擅楷书、行书与草书，尤以草书成就最高。他的书法之路始于对唐人书法的研习，后上溯至东晋"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这种由近及远的学书路径，使他既能把握唐代书法的严谨法度，又能领会魏晋书法的飘逸神韵。其次，在技法上，鲜于枢创造了独特的"回腕法"——通过悬肘书写，以肩带动肘，再以肘带动腕，纯以腕力掌控行笔。这种独特的运笔方法使其书法充满圆劲之势，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

鲜于枢的行书结体谨严，笔力饱满，自然洒脱，尽显灵动之姿；草书则师法怀素并能推陈出新，笔法奔放纵肆，气魄雄伟壮阔。关于其书法技艺的突破，有一个有趣的传说：鲜于枢早年学书时，曾因偶见二人于野外挽车深陷泥淖之中而有所感悟，从而在书法技艺上获得重大突破。这个故事虽然带有传奇色彩，但也反映出鲜于枢善于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灵感的特质。他尤其喜欢在酒酣之际作书，此时的作品往往奇态横生，别具风味。

在鲜于枢的传世作品中，墨写《石鼓歌》尤为引人注目。这件创作于元大德五年（1301年）的作品，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款署"大德辛丑夏六月"。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鲜于枢已五十六岁，距其逝世仅一年之遥，因此这件作品堪称他的绝笔之作，凝聚了其一生的艺术功力。《石鼓歌》以行草相间的书体呈现，其间既可见"二王"与《十七帖》的典雅风致，又能领略到唐人孙过庭、怀素等书法大家的笔韵。例如其中第四十二行的"国"字，恰似怀素《自叙帖》中的"国"字，神形皆备。

整幅《石鼓歌》作品一气呵成，气势磅礴，雄放恣肆间尽显"河朔伟气，奇态横生"的独特魅力。其草书谋篇布局极为严谨，每一笔都精熟无比，既遵循书法的法度规范，又能在其中巧妙地融入自己的创意与变化，筋骨强健，遒劲有力。这种功力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而是数十年深厚积累的结果。作品通卷书写流畅自然，行草字体相互交织，错落有致。在字体的布局上，虽字字相对独立，却又意态连贯，彼此呼应。行距较为宽松，赋予作品一种疏朗开阔之感，而字距则时疏时密，变化多端，别具韵味。

鲜于枢选择书写《石鼓歌》具有特殊的意义。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唐代韩愈曾作《石鼓歌》呼吁朝廷重视与保护石鼓文。鲜于枢对石鼓文极为推崇，他不止一次书写此诗，其行草《石鼓歌》正体现了他对石鼓文的敬重以及对晋唐书法复古的追求。这件作品创作于1301年，当时的书法界复古之风盛行，鲜于枢深受影响，直接取法晋唐书法，使作品既具有古典韵味，又充满时代气息。

在元代书坛，鲜于枢与赵孟頫的关系尤为值得关注。二人并称"二妙""二杰"，共同推动了元代书法的发展。赵孟頫曾坦言："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这段自谦之词充分说明了鲜于枢草书之精妙。事实上，二人各有所长：鲜于枢的草书成就更高，而赵孟頫在行书与楷书领域的造诣则更为突出。鲜于枢曾劝解赵孟頫摆脱宋高宗书法的影响，转而直追魏晋书法精髓，这一举动在元代书坛掀起了一股强劲的"书法复古"浪潮。

鲜于枢的书法艺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宋代书风崇尚"意趣"，逐渐走向"丑书"倾向的背景下，鲜于枢与赵孟頫、李倜等人追求复古，重启魏晋遗风，有效地矫正了书坛流弊，拯救了元代书法的发展方向。他们强调回归传统，重视法度，但又能在传统中求新求变，形成了独特的时代风格。鲜于枢的书法既保留了北方人的豪爽侠义之气，又融入了江南文化的精致典雅，堪称南北书风融合的典范。

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鲜于枢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他成功地将晋唐传统与个人风格相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书法语言；其二，他在草书领域的突破性成就，为后世树立了新的艺术标杆；其三，他与赵孟頫等人的艺术交流与竞争，共同提升了元代书法的整体水平。鲜于枢的"回腕法"等独特技法，对后世书法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鲜于枢的书法艺术不仅在当时备受推崇，在后世也获得了高度评价。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就曾深入研究鲜于枢的作品，并从中汲取营养。鲜于枢强调的"师古而不泥古"的艺术理念，至今仍对书法学习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的作品被历代收藏家视为珍宝，如今散见于世界各大博物馆中，成为中华文化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观鲜于枢的书法艺术，我们可以发现几个显著特点：首先是"古"，他的书法深得晋唐古法，笔笔有来历；其次是"劲"，其笔力雄强，筋骨分明；再次是"变"，他在传统基础上求新求变，形成独特风格；最后是"气"，其作品气势恢宏，充满生命力。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鲜于枢书法的艺术魅力，也使他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鲜于枢的书法艺术成就，不仅是个人才华的体现，更是元代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在那个民族融合、文化重构的时代，鲜于枢以其卓越的艺术实践，为中华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和研究鲜于枢的书法艺术，不仅是为了了解过去，更是为了启迪当下，为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