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那个温和敦厚的文坛盟主

明末，为避兵祸的王象晋携全家隐居于长白山，闭门谢客，潜心教授孙辈课业。某日从弟王象咸上门拜访，王象咸好豪饮，草书颇有张旭之风，二人酒酣之际，几个孙辈围了过来向叔祖讨要真迹。

祖父王象晋不慌不忙地出了个对句：“醉爱羲之迹。”

还未等几个兄弟反应过来，其中一人快速应道：“狂吟白也诗。”

王象晋大吃一惊，作答的正是最小的孙子王士禛，惊喜的王象晋将书画赏给了王士禛，事后又对其父说：“此子必早成。”

壹

王士禛是王家这辈最出色的孩子，他所出身的山东新城王家乃官宦之家，自嘉靖年间以来，族中仕宦不断，祖父王象晋一代，曾出过九个进士，可谓是门闾显赫。

王士禛出生于崇祯七年，时值改朝换代之际，他自幼便随归隐的祖父避难于深山之中，与诸位兄弟一起受祖父教导。王士禛天资不凡，深受祖父看重，而他的成绩也没有让人失望。

顺治七年，王士禛应童子试，郡、邑、提学三试中均为第一，又于次年通过乡试中举。

顺治十二年，王士禛赴京会试，名列五十六名。

客观来说，这是个还不错的名次，但对于历来才名在外，品学兼优的王士禛来说并不满意。他志存高远，可这个名次还不足以让他在殿试进入前三甲，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除了心气和眼界，还有的是大把的时间，于是他选择了到下一届参加“补殿试”，只待再创佳绩。

不过王士禛的才名是并不需要名次来证实的，顺治十四年，他陪两位兄长参加乡试，大明湖畔设宴的士子雅集，席间他挥笔写下一组《秋柳》：

昔江南王子，感落叶以兴悲；金城司马，攀长条而陨涕。仆本恨人，性多感慨。情寄杨柳，同《小雅》之仆夫，致托悲秋，望湘皋之远者。偶成四什，以示同人，为我和之。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东风作絮糁春衣，太息萧条景物非。扶荔宫中花事尽，灵和殿里昔人稀。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往日风流问枚叔，梁园回首素心违。

桃根桃叶镇相连，眺尽平芜欲化烟。秋色向人犹旖旎，春闺曾与致缠绵。新愁帝子悲今日，旧事公孙忆往年。记否青门珠络鼓，松柏相映夕阳边。

——明 王士禛《秋柳》

这是一组写得极为优雅且高明的诗，通篇层层用典，不曾提及一个“柳”字，却写尽了萧瑟黯然的秋柳意象。他将众多哀愁悲凉的景象组合在一起，流畅灵动地展现了一种极富感染力的意蕴，残照西风里，繁华不再，昔日荣光盛景，终是物是人非，化为一片萧条。

彼时南明弘光朝灭亡不过十二年，南方的大地上，还有遗老苦苦支撑。这四首《秋柳》柔美妍丽的辞藻下所描绘的模糊意象引人无限联想，不知勾起了多少人的悲凉心绪，一时间，《秋柳》传遍大江南北，众多名士纷纷唱和，顾炎武、冒襄、陈维崧、朱彝尊等文坛上声名赫赫的人物不断加入其中，引发了一场庞大的应和浪潮。

此前的王士禛虽有诗名，也不过是个初露锋芒的后辈，而这组《秋柳》带来的轰动却是让这个年轻人真正站在了无法忽略的高度，当共鸣的声音扬起，云奔朝涌，四海不绝。

贰

王士禛的才学和自信并未辜负他的期望。顺治十五年，王士禛在殿试中获得二甲三十六名，赐进士出身。

可惜王士禛未能凭借这个好名次留在京城，他“不得馆选”，被派遣到了地方为官，顺治十七年，王士禛赴任扬州，担推官一职。

推官负责执掌刑狱司法，王士禛对这个岗位安排是有些顾虑的，他是个长于舞文弄墨的文人，听讼断案要面临诸多繁杂的公务，且责任颇重，不免让他倍感压力。

不仅是他，他的父母亦是对他即将上任这等掌管生杀予夺的司法之职很是挂心，临行前母亲语重心长地嘱咐他：“务尽职守，以嗣前烈。”

王士禛不曾辱没母亲的教诲，他上任后，恪尽职守，断案慎之又慎，对于治下百姓，总是怀着一股宽和之气，一如他那含蓄文雅的诗风一般。他秉持着体恤温情的处理方式，也敢于革除弊政，在世道不公面前，他不计较仕途得失，为民请命，坚持平反冤案，主持公正。

在这公正无私之下，他同时展现的是极为出色的能力，他曾数月内完成上千案件，未有错漏，这样的工作量和高效率竟导致他身侧的十余名侍史手腕脱臼。

只是身在这司法要职上，难免会被官场的暗流所波及，他也因触碰权贵利益，遭受降级处分。

官场上的龃龉不由让他陷入苦闷当中，当人挣扎在困顿疲倦中总是要寻求解脱的，所幸，他是个诗人，他还有诗歌。

他走向了苍茫浩渺的山水之中，用诗歌去释放一切心绪。

顺治十八年，他在苏州邓尉山赏梅，夜宿于圣恩寺还元阁，初绽的梅花飘浮着漫山香气，夜雨声声中，烟岚交织，湖水拍岸，风声呼啸，万籁回荡天地之间，让他久久未能入睡，他落笔写下一首诗：

梅树初花石涧流，满山香雪送行舟。三更萧瑟湖边雨，百尺高寒水上楼。师子窟中岚翠合，法华山外暝烟收。霜天欲晓鲸音起，万壑声从何处求。——明 王士禛《雨夜宿圣恩寺还元阁》

从阁中眺望太湖，远处的渔阳山在朦胧的雾色中晕染出一副空远的画卷，他望着那片飘渺的山水之色，心中似有所感悟。

山岚雾色，远近虚实，仿佛彰显着一种无法言传只可意会的美感，当他沉浸其间的那一瞬，所有的心绪情感都融于自然之中，达到了浑然纯粹的意境。

他忽然明白了作诗的最高境界，兴会神到，不着形迹，便是神韵所在。

王士禛自此自号“渔阳山人”，而他也将持“神韵说”在这诗坛上占一席之地，乃至日后登顶巅峰。

叁

当神思与妙理的法门开启，他的创作如鱼入汪洋，自由开阔，尽情地去探索那片神韵之境。

与蓬勃的创作相伴而生的是他更为广泛的交游酬答，案牍之余，他做的最多便是访古探幽，遍访名士豪杰。自扬州上任后几年间，他频繁往来在南京、苏州、无锡、如皋、松江等地，足迹遍布整个江南地带。

江南钟灵毓秀的人文底蕴熏陶着他的才思，他在频频的诗文交际中不断激发着创作的热情，凭借着出色的诗才，他也得以结识诸如陈维崧、冒襄、杜濬、林古度、邵潜等久负盛名的文坛大家。

他在源源不断的汲取和碰撞中一点点丰富自己的“神韵说”，他言明神韵乃诗的神采韵致，倡导情景交融，空远超逸，自然含蓄的意境，即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

在这飞速的成长下，他已经拥有了问鼎文坛的才能。

除却诗名的增长，他迎来的还有仕途的上升，康熙四年，他在扬州任职五年后，因政绩优秀，被调至京中为礼部主事。

他不曾想到，他将会在京中的烟云里度过三十余年的岁月，而他也将在这逐渐平稳的仕途中，走向诗坛最高处。

扬州时期的斐然诗名已经让他得到了认可，在这精英群集的京师文坛上，他比之名家先辈不遑多让，他也得以在诸多的文学盛会中绽放光彩。

康熙十一年，他被派往四川任乡试正考官，沿途所历的蜀道山水给予了他丰富的灵感，让他写下大量的诗作。

潼津直上势嵯峨，天险初从百二过。两戒中分蟠太华，孤城北折走黄河。复隍几见熊罴守，弃甲空传犀兕多。汉阙唐陵尽禾黍，雁门司马恨如何？——明 王士禛《潼关》

重峦叠嶂，先贤故迹，无一不让他才情挥洒自如，他的笔力在这险峻壮丽的蜀道山水中变得雄健刚劲起来，不同于此前的柔婉淡远，他笔下的蜀道诗颇具雄浑之力又不乏神韵之气，刚柔并济，典雅优美，豪迈开阔。

叶方霭称他的蜀道诗：“毋论大篇短章，每首具有二十分力量，所谓狮子搏象兔皆用全力者也。”

肆

王士禛的诗名最终传入了康熙的耳中。康熙十五年，完成了撤藩的康熙皇帝闲逸下来，起了诗咏之兴，便问起如今文坛有什么诗文兼优的人才。

王士禛的名字就这样被举荐了上去，而后康熙亲试王士禛，将他擢为翰林院侍讲。

天子的眷顾让他一时轰动朝野，这份机遇无疑进一步地巩固了他的地位。自三藩平定，台湾收复后，康熙的目光就转向了文人士子，他有心笼络这些前朝儒生，归自己所用，他下旨开设博学鸿词科，让各级官员举荐人才。

康熙自是希望能将资深望重的大儒收归于朝，不过文坛的领袖是无法被任命而来的，能得天下文士公认，有一呼百应的声望与才名，绝非易事。

而王士禛正是这样的人。

早在扬州时期，王士禛就与钱谦益有过书信往来，身为明末士人领袖的钱谦益尽管在降清一事上德行亏欠，但他的学问文才却是无法被否定。

王士禛曾多次相邀与钱谦益唱和，却被婉拒，但钱谦益并未掩盖对他的赞赏，他在回信中言：“词坛有人，余子皆可敛手矣。”之后又说出“钱代王兴”这样的赞誉。

对于当时不过二十八岁的王士禛而言，这样的称赞中不知饱含了多少诚挚殷切的认可。

而如今，他未负盛名，终是成长为了文坛巨擘，一代领袖。

他仕途顺遂，诗名赫赫，所交游的名士诗人甚众，在诗坛上举足轻重，他的诗风学说对整个诗坛影响深远，有越来越多的士子求见追随。

他温和敦厚的秉性也不曾改变，虽功成名就，对贫寒困窘的饱学之士亦是持以敬重，愿为之举荐，他也从不吝啬接见求访士子，赏识那些身负才华的后辈新人，对他们给予关照，抱以期望。

著有《长生殿》的洪昇，早年间诗作曾被的王士禛大加赞赏，与他亦师亦友，洪昇命运坎坷，在京城时穷困潦倒，王士禛常施以援手，对他多有鼓励。

与洪昇齐名的《桃花扇》作者孔尚任，也曾受到过他的关照，孔尚任和他是老乡，王士禛常带领孔尚任参与诗文集会，在他被罢官落魄后登门救济。

他因偶然的机会与蒲松龄结识，读罢《聊斋志异》后，为之赠诗，写下了“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处于落拓之际的蒲松龄得到这样一位显赫的文坛盟主的称赞，感激之余深受鼓舞，也因此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王士禛无疑是个温和厚道的人，而正是他这份过于敦厚的性情，为他召来了麻烦。

康熙四十三年，任刑部尚书的王士禛因在王五案中判决从轻，进而于朝堂斗争被牵连，最终以失察罪名导致被革职。

早在扬州上任时，王士禛就曾因宽和谨慎在考满中被判定为“失出法严”，受到降级，在他的一贯做法上，他向来对人命的定夺极为慎重，惩恶毫不手软，但对小民总有几分体谅仁厚。

他最终还是在他的厚道上翻了船，结束了长达四十五年的仕宦生涯。他没有带着荣光回归故里，也没有沦落到下狱流放的悲惨下场，他仍是幸运的，他的德行与声望让无数人为他的离去惋惜悲叹，离京时，相送者挤满了街道，而他也只带走了满车的书籍。

他的晚年在诗书中度过。他居于山中别墅，醉心于讲诗著述，写下《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蚕尾后集》、《带经堂集》等著作。

“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他昔年曾感叹风流俊逸的大才不再，文坛寂寞已久，他终是打破了这片寂寞，为这诗坛带去了繁盛的一页。

一如李元度在《国朝先正事略》中所言：“公以诗鸣海内五十余年,士大夫识与不识，皆尊之为泰山北斗。”那浩荡了诗坛的神韵之风最终融在那铸成华夏千年璀璨的文脉里，穿过漫长的岁月，化为一座矗立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