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状元殿试卷欣赏

甲午中日战争那一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六十寿辰，特地增设了一届恩科会试。紫禁城大殿之上，41岁的张謇在殿试卷中挥毫立言，终成状元。

张謇的答卷首先在立意上展现出高远格局与务实品格的完美交融。面对殿试策问，他开宗明义：“臣闻帝王之治天下，必有经国之规，济时之务。” 这并非空洞口号，而是以“保邦制治”为志，将儒家“法先王”之道融入晚清积弊的深切诊断。他论吏治则主张“精其选，严其核”，言河工则强调“综核名实，节省浮费”——每一策都如精准的手术刀，切入时代沉疴。这与当下高考作文中“家国情怀”的呼唤遥相呼应：高分作文从不囿于小我悲欢，而是需怀“大我”之忧，在宏大主题下寻找落地的切口。当考场作文题指向时代命题，唯有将个人之思如张謇般汇入民族命运长河，方能成就沉雄立意。

结构上，张謇的答卷如一座严谨的思想殿堂。他紧扣皇帝策问，分论吏治、河工、盐务、国防、教化诸端，层层推进，环环相扣。其论证如江河奔涌：引经据典为根基，切中时弊为浪峰，务实对策为航标。他谈国防：“精训练，汰冗弱”，“储将才”为要；论教化则从“人心”至“风俗”再抵“国势”，逻辑链条如铁索连环。这正是今日高考作文结构力的古老示范：高分之作需似精心构筑的宫殿——论点如柱，论据如砖，论证如梁，彼此咬合，方显稳固雄浑。若文章结构松散如沙，纵有珠玉之词，亦难逃倾颓之运。

张謇答卷的灵魂，更在于那雄健文风下喷薄的情感力量与理性光芒。其语言如精铁锤炼：“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仅得其下”，寥寥数语直指变革要义；其忧思深沉如海：“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字字浸透家国担当。尤为可贵的是，他在传统框架内萌动着“经世致用”的革新意识——这份殿试荣耀最终没有将他困在庙堂，而是化为日后实业救国、教育图强的实践火炬。这启示我们，今天的高考作文不应沦为冰冷模板的复刻，而应是赤子之心的真诚吐纳与独立之思的自由生长。如张謇般在“代圣贤立言”的规范下依然孕育“明体达用”的务实精神，才能在考场中写出既有情感温度又有思想深度的文字。

张謇的状元殿试卷，不仅是张謇个人才华与命运的见证，也是观察晚清政治生态、科举制度运作以及传统知识分子面对时代危机时思想状态的重要窗口。它代表了传统科举制度下所能达到的思想和文辞高度，也预示了这位状元日后走向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道路的内在逻辑起点——对国家富强的深切关怀与务实精神。它是张謇辉煌人生的起点，也是那个即将剧变的时代的一个独特注脚。

文字之桥，一头连着千年文脉的厚重积淀，一头通向未来征途的辽阔星空。 张謇的答卷不仅是他个人才华的巅峰，更是留给我们的永恒启示：唯有在传统的沃土中孕育新芽，在时代的召唤下书写担当，方能使笔下文字在历史长河中真正熠熠生辉。

▪ 殿试策问 清德宗载湉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寅绍丕基，仰昊苍眷佑，兢兢业业，今二十年，恭逢皇太后六旬万寿，上维《鲁颂》寿母之诗，俯思《大雅》作人之化，特开庆榜，策试多士。又尝恭读康熙戊戌科圣祖仁皇帝策问：天子以乂安海宇为孝，是以夙兴夜寐。勤求至理，政事之余，留意经术。圣训煌煌，为万世法。兹举河渠之要，经籍之储，选举之方，盐铁之利。揆时度势，酌古衡今。尔多士其扬陈之。

治水肇于《禹贡》。畿辅之地，实惟冀州，水利与农事相表里。后汉张堪为渔阳守，开田劝民。魏刘靖开车箱渠，能备述欤？至营督亢渠，引卢沟水资灌溉，能各举其人欤？唐朱潭、卢晖，宋何承矩，浚渠引水，能指其地否？元郭守敬、虞集议开河行漕，其言可采否？汪应蛟之议设坝建闸，申用懋之议相地察源，可否见之施行，能详陈利弊欤？

汉世藏书，中秘最善。刘向所校，仅名《别录》。至其子歆，始总群书而奏《七略》。《传》《注》所引，秩然可征。班志《艺文》，与刘略出入者何篇？魏晋以后，郑默《中经》，荀勖《新簿》，体例若何？梁华林园，兼五部以并录；隋修文殿分三品以收藏。唐承砥柱之厄，始付写官；宋籍建业之余，尽送史馆。此皆册府遗文，可资掌录。明《永乐大典》所收之书，今不存者见于何目？能备举以资考证欤？

选举为人才所自出。翰林以备顾问，六曹以观政事，县令以司赏罚，三者皆要职也。翰林始重于唐，其时学士出入侍从，参谋议，知制诰，能详其品秩欤？宋儒馆有四，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其选用之制若何？六曹昉自《周官》，秦汉隋唐互有沿革。能陈其异同欤？晋制，不经宰县，不得入为台郎。而后世或缙绅耻居其位，或科甲无不宰邑，岂轻重各因其时欤？抑增重激劝，或得或失欤？

盐铁之征，始于《管子》。论者谓其尽取民利，而行之效千百年，卒不能废。至汉武帝用孔、桑之法 ，与《管子》异矣。其时所置盐官二十八郡，铁官四十郡，能指其地欤？终汉之世，屡罢屡复，其年代

皆可考欤？唐贞元中，检校盐铁之利，其议发于何人？若第五琦、刘晏、裴休之论，固无足采欤？请引采盐而商擅利权，禁民贸铁而官多侵蚀。其流弊能指述欤？

凡此皆御世之隆谟，经国之盛业也。夫朕以藐躬，加于臣庶之上。受祖宗付托之重，惟思恪遵慈训，周知民隐，旁求俊义，孜孜为治，以跻斯世于仁寿之域。尔多士各抒谠论，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 状元殿试卷 张謇

臣对：臣闻善言天者尊斗极，善方治者定统宗。民生国计之利弊，不可节节喻也；学术人才之兴替，非必屑屑究也，要在道法而已。

孔子之道，集群圣而开百王。其世所诵法，大义微言，后千六百余年而复集成于朱子。宋臣真德秀尝本朱子之意辑为《大学衍义》，自帝王治学至于格致、诚正、修齐、得失之鉴，炳然赅备。

是则三代、两汉以来，所为力沟洫、宏文章、兴贤能、裕食货者，必折衷于朱子之言而后是非可观也，必权衡以朱子之意而后会通可得也，必权衡以朱子之意而后会通可得也。

钦惟皇帝陛下，躬上圣之资，勤又新之德，而又开通言路，振饬纪纲。凡所谓《大学》之明训，前古之事迹，固已切究而施行矣。而圣怀冲挹，犹孜孜焉举河渠、经籍、选举、盐铁诸大端，进臣等于廷而策之。

臣愚，何足以承大对？然臣尝诵习朱子之言矣。朱子之言之具于其书，与真德秀所称引者，无一而非人君为治之法，人臣责难之资也。其敢不竭献纳之忱乎？

伏读制策有日：治水肇于《禹贡》，畿辅之地实惟冀州。而因求水利与农事相表里之故。此诚今日之先务也。

臣惟禹所治河，自雍经冀。冀当下流，故施功最先，非直以为帝都而已。自汉时河改由千乘入海，而冀州之故道埋。今畿辅之水，永定、子牙、南北运河、清河，其尤大者。东南水多而收水之利，西北水少而受水之害，岂必地势使然，亦人事之未至也。

汉郡渔阳当今密云，而张堪之为守，营稻田八千余顷。继是而往，魏刘靖开车箱渠，修戾陵堰。后魏裴延俊、齐稽华辈亦先后营督亢渠，引卢沟水以资灌溉。迹虽陵谷，而事皆较然。宋何承矩、唐朱潭、卢晖之辈，于雄莫霸州、平永顺安诸军，筑堤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既巩边圉，亦利民焉。元世郭守敬、虞集并讲求水利。郭之所议，今之通惠河也。虞议则至正中脱脱尝行之。而明汪应蛟之议设坝建闸，申用懋之议相地察源，其所规画与郭、虞相发明，当时固行之而皆利矣。

夫天下之水随在有利害，必害去而利乃兴。而天津则古渤海逆河之会，百川之尾闾也。朱子曰：治水先从低处下手。又曰：汉人之策，留地与水，不与争。然则朝廷所欲疏淪而利导之者，其必先于津沽岔口加之意已。

制策又以汉世藏书，中秘最善，而因考证自汉至明册府遗文可资掌录者。

臣惟成周外史坟典，藏史简册，虽经秦而煨烬，而兰台、东观秘籍填委，固道术之奥而得失之林也。

刘向校书，条篇奏录。子歆《七略》，疏而不滥。而班志《艺文》，书、礼、小学、儒、兵、诗、赋诸篇，时有出入。虽不尽无当，而总扬雄三书为一序，郑樵嗤其蹶焉。

魏晋代兴，采撷残阙，则有郑默《中经》，荀勖《新簿》，编分四部，总括群书。而梁之《华林园目录》，五部并列；隋之修文殿副本，三品分藏。盛矣！

逮唐之初，砥柱之厄；迄宋开宝，建业再征。由是而写本易为摹印，史馆益便其搜罗。

明《永乐大典》散失所存，犹二万余卷，其中佚文秘典世无传本，见于《文渊阁书目》者，今皆裒辑成编矣。

朱子云： 不求于博，何以考证其约。又谓：古今者时，得失者事，传之者书，读之者人，而能有以贯古今之得失者仁也。皇上留心典籍，以为政本，岂与夫词臣学子，务泛览为淹通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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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策又以选举为人材所自出，因考累朝翰林、六曹、县令之轻重。

臣惟今世所称清班美授者，翰林之官也。翰林之置始唐开元，学士只取文学之人。自诸曹尚书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延觐之际各超本班，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无定秩、无定员。

宋凡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各置直官，与其选者为修撰、校理、校勘、检讨，非名流不预焉。迨用为恩除，而参谋议、纳谏诤、知制诰之本意失矣。且不精其选，而苟焉以试。除官亦朱子所谓上以科目、词艺为得人，下以规绳、课试为尽职而已。

六曹昉自《周官》。秦不分曹，而置尚书四人。汉有五曹，后更为六。隋唐因之，置侍郎、郎中、员外郎，分掌曹事，沿以至今。固天下庶政之橐籥也。官多而事棼，又不如朱子所论三参政兼六曹，而长官自择其僚之为当矣。

县令为最亲民之官。晋制，不经宰县，不得为台郎。后魏之季，用人猥杂，而缙绅士流耻居其位。宋初或以京朝官为之，积久更弊，乃议所以增重激劝之法。至庆元朝重邑令，而科甲咸宰邑焉。

朱子曰：监司不如郡，郡不如县。以其仁爱之心无所隔而易及民也，真治天下之本也。国家设官求贤，傥宜咨访于无事之时，参量于始用之日乎？

制策又以盐铁之征，始于《管子》，行之数千百年卒不能废，而因切究其流弊。

臣惟盐铁之弊，若准诸古而穷其阴夺民利之术，虽管子不免为圣王之罪人。而沿之今而犹为取诸山泽之藏，则孔、桑且可从计臣之未减。汉武帝所以入孔桑之说，而置河东、太原等盐官二十八郡，置左冯翊、右扶风、颍川等铁官四十郡者，方张边功、急军旅之费也。利窦一启，更无可塞。虽始元、地节之议减，初元、永元之议罢，而永光、永平旋踵即复焉。

唐贞元初，刘彤请检校海内盐铁，而第五琦、刘晏、裴休继之，当时军镇赖以赡给。晏所为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纵其所之。与朱子论广西盐法随其所向则价自平者有合，愈于琦、休之为议矣。夫受引盐者商，而夹私居奇者即商也；禁贸铁者官，而侵蚀贿纵者即官也。流弊不胜穷，况征有出于盐铁之外者耶？

皇上轸恤民艰，其必从朱子罢去冗费，悉除无名之赋之说始。

且夫民生至重也，学术至博也，人才至难也，国计至剧也。朱子谓四海之广，善为治者乃能总摄而整齐之。而壬午、戊申封事，则要之于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推之至谏诤师保，而归本于人主之心，其言尤恳切详尽焉。

臣伏愿皇上万几余暇，留心于《大学衍义》，而益致力于朱子之《全书》，以求握乎明理之原，而止于至善之极。

将见川浍治而农政修，图书集而法训备，广选造之路而壹平内外轻重之畸，权征榷之方而必祛旦夕补苴之计。斯治日进于古，而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

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慄陨越之至。臣谨对。

【状元卷翻译成现代文】

臣恭敬应答：

臣听闻，善于谈论天道的人会尊崇北斗星，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会把握根本纲领。民生国计的利弊得失，不能零零碎碎地去说明；学术与人才的兴衰更替，也不必拘泥于细枝末节去深究，关键在于遵循根本的法则和原理。

孔子的学说，汇聚了历代圣贤的智慧，为后世众多君王开创了治国之道。其中被世人传颂效法的大义和精微之言，在一千六百多年后，又由朱子集其大成。宋代大臣真德秀曾依据朱子的思想编纂了《大学衍义》一书，从帝王治学之道，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乃至历代得失兴衰的借鉴，无不阐述得清晰透彻、完备周全。

因此，自夏商周三代、两汉以来，所有致力于兴修水利、弘扬礼乐文化、选拔贤能之士、充实国家财政的治国方略，都必须以朱子的言论作为标准来折中衡量，才能辨明是非对错；也必须用朱子的思想作为准则来权衡比较，才能真正融会贯通，得其要领。

臣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您，自身具备至高无上的圣明资质，勤勉不懈地修养“日日更新”的美德，同时又广开进言之路，整肃朝廷法纪纲常。凡是《大学》中那些明确的教诲，以及古代圣王治国的事迹，陛下您都已经深刻研究并付诸实践了。然而，圣心依然谦逊自抑，孜孜不倦地就河渠水利、经书典籍、人才选拔、盐铁专卖等国家大事，将臣等召入朝廷进行策问。

臣愚钝，哪里足以承担如此重大的策问对答？但是，臣曾经诵读学习过朱子的言论。朱子那些记载在他的著作中、以及被真德秀所称引的言论，没有一条不是君主用来治理国家的方法，也没有一条不是臣子用以向君主进谏、要求君主力行善政的依据。臣怎敢不竭尽自己进献忠言的赤诚之心呢？

臣恭敬地阅读圣上的策问，其中提到：治水之法始于《禹贡》记载，而京畿地区在古代实属冀州。因此探讨水利与农业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关系。这确实是当今最紧要的事务。

臣认为：大禹所治理的黄河，从雍州流经冀州。冀州地处下游，所以最先施工治理，并非仅仅因为那里是帝都所在地。自汉代黄河改道，由千乘（今山东高青一带）入海，冀州境内的黄河故道便逐渐淤塞废弃。如今京畿地区的主要河流，永定河、子牙河、南北运河、清河等是其中最大的几条。东南地区水源丰富而能享受水利之便，西北地区水源稀少却遭受水患之苦，这难道仅仅是地势造成的吗？实际上也是人力治理未能尽善尽美的缘故。

汉代渔阳郡当今密云，太守张堪，曾开垦营建稻田八千多顷。此后，曹魏时期的刘靖开凿了车箱渠，修筑了戾陵堰。北魏的裴延俊、北齐的稽华等人也先后开凿督亢渠，引卢沟水用于灌溉。这些遗迹虽然历经沧桑变化，但相关的事迹都是清楚明确的。宋代何承矩、五代后唐时期的朱潭、卢晖等人，在雄州、莫州、霸州以及平永、顺安等军镇，修筑了长达六百里的堤防，设置斗门（水闸）引淀泊之水灌溉，既巩固了边防，也便利了民生。元代郭守敬、虞集都重视讲求水利。郭守敬所建议开凿的，就是今天的通惠河。虞集的建议则在元朝至正年间由丞相脱脱推行过。而明代汪应蛟建议设水坝建水闸，申用懋主张勘察地形、考察水源，他们的规划与郭守敬、虞集的见解互相印证、互为阐发，当时施行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天下的水流，处处都存在着利与害，必须先消除水害，水利才能兴盛。而天津，是古代渤海与黄河故道交汇之处，是众多河流的入海口。朱子曾说：“治理水患应当先从低洼的地方着手。”又说：“汉代人的治水策略，在于留出土地给水（规划泄洪区），不与水争地。”既然如此，那么朝廷想要疏浚河道、因势利导，其注意力就，必须首先放在天津、大沽等河海交汇的岔口要地上了。

圣上的策问又提到：汉代的藏书，以宫中秘府所藏最为精善，因而要求考证从汉代到明代皇家藏书库中遗存的典籍文献，哪些值得整理记录以供掌管。

臣认为：周代由外史掌管三坟五典等典籍，藏史负责简册文书，虽然经过秦代焚书而大多化为灰烬，但汉代兰台、东观等藏书机构中，珍贵的秘藏典籍堆积如山，这确实是学术思想的宝库和历史得失的渊薮。

刘向校勘整理图书，分条列出篇目奏报。其子刘歆的《七略》分类体系，虽简略但精当不滥。而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关于书类、礼类、小学类、儒家类、兵家类、诗赋类等篇章的著录，与刘歆相比时有出入。虽然并非全无道理，但将扬雄的三部著作合为一篇并作一篇序言的做法，被郑樵讥讽为混乱失当。

魏晋相继兴起，搜罗整理残存典籍，则有郑默的《中经》目录，荀勖在此基础上编定《中经新簿》，开始将群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而梁代的《华林园目录》则并列五部；隋代在修文殿收藏副本，按三品等级分藏。可谓盛况空前！

到了唐代初年，典籍在砥柱遭遇水运之灾；直到宋太祖开宝年间，又从南唐都城建业征得一批图书。从此，手抄本逐渐被雕版印刷本取代，史馆也更便于搜罗书籍。

明代《永乐大典》虽已散失，但存世部分仍有二万多卷，其中那些世上已无传本的佚文秘典，凡见于《文渊阁书目》著录的，如今都已被辑录汇编成书了。

朱子曾说：不广博地求索，怎能验证其精要呢？他又说：古与今是时间，得与失是事件，将它们流传下来的是书籍，阅读它们的是人，而能够贯通古今得失之理的，在于仁德之心啊。皇上您如此关注典籍，将其视为施政的根本，岂是那些只知泛泛阅览以博取渊博名声的文学侍从和学子们所能比拟的呢？

圣上的策问又提到：选举制度是人才的来源，因而要求考察历朝历代翰林官、六部官员、县令这三种官职地位的轻重变化。

臣认为：当今世人眼中清贵显要的官职，首推翰林院的官职。翰林院的设置始于唐代开元年间，学士最初只选用有文才学识的人。从各部的尚书到校书郎，都有资格入选。朝见皇帝时，翰林学士可以超越自己原本的官班排列；参加宫廷宴会时，座位安排在宰相之下、一品大员之上。翰林官既无固定的品秩，也无固定的员额限制。

宋代在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等机构都设有直官，入选这些机构的人担任修撰、校理、校勘、检讨等职，非知名人士不得参与。等到后来把担任这些职位当作一种恩赐性质的任命，那么其原本作为皇帝参谋议事、接受谏诤、负责起草诏令的根本意义就丧失了。况且选拔不精，只是敷衍了事地考核一下。任命官员也就成了朱子所说的：在上位者以为通过科举考试和诗词文章就能得到人才，在下位者以为遵守规章、应付考核就算尽到职责罢了。

六部的设置起源于《周礼》。秦代不设六部，只设尚书四人。汉代设有五曹，后来增加到六曹。隋唐沿袭此制，设置侍郎、郎中、员外郎等官职，分别掌管各部的具体事务，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六部确实是处理天下众多政务的关键枢纽。然而，官员众多导致事务繁杂，这还不如朱子所论述的：由三位参知政事分别兼管六部事务，并由各部长官自行选择其下属僚属更为恰当。

县令是最贴近百姓的官员。晋朝规定，没有做过县令的人，不能担任尚书郎。北魏末年，用人混乱低劣，以至于士大夫阶层以担任县令为耻。宋朝初年有时让京官或朝官去担任县令，时间久了弊端丛生，朝廷才商议如何增加县令的权责地位以及激励劝勉的办法。到了南宋庆元年间，朝廷开始重视县令的选任，规定科举及第者都须先担任县令。

朱子说：“监察地方的监司官不如州郡长官，州郡长官又不如县令。”因为县令怀有仁爱之心，这心意没有中间阻隔，最容易惠及百姓，这确实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啊！国家设立官职、寻求贤才，是否应该在尚未任职的时候就广泛征询意见，并在刚开始任用的时候就认真考量其是否称职呢？

圣上的策问又提到：盐铁征税的制度，始于《管子》所记载，施行了数千百年最终不能废除，因而要求深入探究其流弊。

臣认为：盐铁专卖的弊端，如果以古代圣王之道为标准，深究其暗中侵夺民利的本质，那么即使管仲也难免成为圣王的罪人。但沿袭至今，如果仍将其视为取用山川泽薮自然资源的政策，那么像东郭咸阳、孔仅这样的人，或许还可以作为理财官员被从轻发落。汉武帝之所以采纳东郭咸阳、孔仅的建议，在河东、太原等二十八郡设置盐官，在左冯翊、右扶风、颍川等四十郡设置铁官，正是为了扩张边功、急需军费开支的缘故。这牟利的渠道一旦开启，就再也无法堵塞了。虽然汉昭帝始元年间、宣帝地节年间曾议论削减盐铁税，元帝初元年间、和帝永元年间曾议论废止盐铁专卖，但元帝永光年间、明帝永平年间很快就又恢复了。

唐代贞元初年，刘彤请求核查天下盐铁事务，随后第五琦、刘晏、裴休相继主管盐铁专卖。当时各藩镇军镇的经费就依赖于此。其中刘晏的做法是：在产盐地区，沿用旧有盐监设置官吏，管理盐户，将盐卖给商人，任由商人运销各地。这种做法与朱子谈论广西盐法时所说的“随其所向则价自平”（允许自由流通，价格自然平稳）的道理相合，比第五琦、裴休的专卖政策更为高明。

持有盐引的是商人，但走私囤积的也正是商人；禁止铁器私卖的是官府，但侵蚀公款、受贿纵容的也正是官府。由此产生的流弊无穷无尽，更何况那些超出盐铁专卖之外的其他苛征杂税呢？

皇上您深切体恤百姓的艰难，要解决这些问题，必定要从遵循朱子“罢去冗费，悉除无名之赋”的主张开始。

况且，百姓的生计至关重要，学术思想极其广博，人才最为难得，国家财政事务极为繁剧。朱子曾说：四海如此广阔，只有善于治理的人才能总揽全局、使之井然有序。而他在壬午年（隆兴元年，1163年）和戊申年（淳熙十五年，1188年）所上的奏章中，则将其治国思想的关键归结于“格物致知”，以此来穷尽事物的变化规律；进而推广到设置谏官、太师太保等辅弼之臣，最终将根本归于君主自身的修养。他的言论尤其恳切而详尽啊。

臣俯首恳切希望：皇上您在日理万机之余，能关注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并更加致力于研习朱子的《全书》，以求掌握明晓事理的根本，最终达到至善的最高境界。

如此，必将看到河渠得到治理，农业政策得以完善；典籍汇集，治国法则与训导齐备；拓宽选拔与培养人才的途径，从而矫正中央与地方、重要与次要官职之间的不平衡；权衡赋税征管的方法，并坚决摒弃那些只顾眼前、临时补救的权宜之计。这样，国家的治理就能日益接近上古圣王之世，而我朝亿万年长治久安的根基，就奠定于此了。

臣学识浅薄，新近入仕，不识朝廷忌讳，冒犯天威，内心惶恐万分，几乎跌倒。臣恭敬作答。

黄毫金（愙斋）

80后，出生广东雷州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员

广东省舞台美术研究会会员

湛江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雷州市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理事

《书法雷州》编委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