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潼关陷落该问责谁？

安禄山起兵反唐，关中的东大门潼关被叛军攻陷之后，唐玄宗就不得不立刻逃离自己在长安的安乐窝。也就是说，面对安禄山的叛军，大唐帝国的最后防线竟然是小小的潼关。潼关何以能决定大唐的生死？潼关的地缘战略价值何在？围绕潼关的争夺，唐军和安禄山的叛军都做过哪些布局和谋划？唐军为何最后丢失了潼关？回答好这些问题，会让我们对潼关这个锁钥之地的军事地理价值有一个更为直观和系统的理解和认识。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最后决定起兵，统兵15万，号称20万，以讨杨国忠为名，由范阳（今北京）南下，直逼大唐东、西二京，而第一个目标就是东都洛阳。

安禄山在发兵前三日，先和手下的叛将们一起仔细研究了通往洛阳的行军路线以及洛阳城的地图。“先三日，合大将置酒，观绘图，起燕至洛，山川险易攻守悉具，人人赐金帛，并授图。”（《新唐书·安禄山传》）

安禄山的战略部署如下：令范阳节度副使贾循率一部兵马防守范阳，确保后方根据地固若金汤；令平卢节度副使吕知海防守平卢（今辽宁朝阳），确保其根据地东北方向的安全；令别将高秀岩防守大同，以防大唐朔方和太原方面的进攻；而安禄山自己亲率10余万马步大军，自夜间发兵，迅速南下，趁着寒冬黄河结冰的大好机会，经河北道直接杀向东都洛阳。

一时间，安禄山的叛军真是“烟尘千里，鼓噪震地”。

河北道原本就是安禄山的辖区，因此，当安禄山率叛军经过河北之时，几乎所有的郡县要么是望风而逃，要么是开城迎接，偶尔有抵抗的则被战力强大的叛军迅速屠戮殆尽。安禄山几乎一路绿灯，于当年十二月初二便到达河南灵昌（今河南滑县），并利用黄河结冰的有利条件飞速穿越黄河，随即占领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直接杀向荥阳。一方面是因为安禄山的军队战力太过凶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原久无战事，守城士兵多年没有作战经验，所以，当时守卫荥阳的唐兵几乎都吓傻了，不少守城士兵“闻鼓角声，自坠如雨”。

安禄山是十一月九日起兵反唐的。刚开始，唐玄宗还不相信下面的奏报，“犹以为恶禄山者诈为之，未之信也”（《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直到十一月十五日，安禄山大军已经南下多日，连下多城，唐玄宗才最终相信自己宠溺的安禄山真的造反了。

随后，经过御前会议讨论，唐朝做了如下应对：令金吾将军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王成业为太原尹，立刻就地募兵，并严守各关隘要地，阻滞叛军西进；令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立刻赴东都洛阳，打开府库，就地募兵，以拒叛军；令卫尉卿张介然为新设的河南节度使，统领陈留等十三郡兵马，并在叛军进军的沿途设置防御使，力图利用地方军事力量阻滞叛军南下，给东都洛阳以及关中长安等地的防御赢得更多的时间；令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令玄宗第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开内府钱帛，在京师长安募兵11万，号称“天武军”，开赴潼关迎击叛军，力图保京师安然无虞；令朔方、河西、陇右三镇节度使留下部分兵力守卫城堡之外各率大军于20日之内到达行营集结。

唐朝方面的应对有一些作用，但是作用不太大，这一方面是因为安禄山的叛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唐军久不习战且装备太差，仓促成军基本没什么战力。《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时兵暴起，州县发官铠仗，皆穿朽钝折不可用……禁卫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脱弓襡、剑䌘。”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唐军抵抗叛军的窘迫和艰难。确实，歌舞升平日久，突然要打仗了，结果发现铠甲都生锈折断了，刀剑皆钝不可用，连禁卫部队都是市井无赖之徒拼凑而成，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凶狠的安禄山叛军呢？

因此，封常清奉命守卫东都洛阳，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但是，封常清毕竟是当时唐军中比较有统兵经验的将领，到达洛阳之后，短短10天就募集了6万兵马。同时，打开官府仓库，将仅存的武器分发给了这6万兵马（天宝十载武库失火，37万件武器全部被烧毁）。随后，封常清率领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赶往虎牢驻守以迎安禄山叛军。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当安禄山的铁骑冲向唐朝临时拼凑的守军时，这些唐军几乎是立即溃散，根本没有任何像样的战斗。《旧唐书·李憕传》记载：“禄山所统，皆蕃汉精兵，训练已久；常清之众，多市井之人，初不知战。及兵交之后，被铁骑唐突，飞矢如雨，皆魂慑色沮，望贼奔散。”

其实，封常清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率领这样一支仓促成军的队伍来迎击战力强劲的叛军，最明智的做法是据城力守，而不是主动出城迎击。在虎牢大败之后，封常清只好收拾手下残兵退回洛阳城。洛阳的留守官员看到封常清大败而归之后，觉得洛阳城肯定也守不住了，纷纷弃城而逃。很快，安禄山的叛军就杀到了洛阳城近郊，随即双方展开了巷战。唐军在洛阳城郊葵园和洛阳北门内连续被安禄山叛军痛击，眼见无法守住洛阳，只好向西溃

退至陕州。

十二月十二日，安禄山占领洛阳。

从十一月九日发兵，到十二月十二日占领东都洛阳，安禄山只用了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等到安禄山的叛军杀到洛阳城下的时候，洛阳的守军基本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了，唐军洛阳守卫战的结果也是可以想象的。

洛阳陷落之后，封常清率领洛阳守军的残余部队向西退至陕州，发现陕州太守窦廷芝早就逃往河东了，且陕州城中的官吏也大都逃散，靠自己手下这一点人肯定是守不住陕州的。因此，封常清向高仙芝建议：“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高仙芝觉得封常清的分析很有道理，遂将两处兵马合并，一起再往西退至潼关。

潼关天险，易守难攻，唐军和叛军在此必有一番血战。

占有东都洛阳之后的安禄山简直太兴奋了。洛阳是什么地方？这是大唐东都啊！安禄山只用月余竟然将其据为己有，看来拿下大唐江山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但是，拿下东都洛阳之后的安禄山并没有乘胜立即率大军向西追击封常清，而是选择了将大军滞留在洛阳，并开始了自己登基称帝的准备，这就给唐朝调兵遣将留出了一定的时间。据《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贼（安禄山）之据东京，见宫阙尊雄，锐情僭号，故兵久不西，而诸道兵得稍集。”安禄山只派了部将崔乾祐领一部精兵进驻陕州，准备伺机进攻潼关以图整个关中，进而将大唐帝国从地图上抹掉。

安禄山的兵马就要杀到潼关了，留给大唐的时间不多了。

对大唐而言，潼关就是其东大门，潼关在，长安就在；而长安在，大唐就在。一旦潼关失守，长安岌岌可危，大唐岌岌可危矣。

潼关为什么能发挥如此之大的功能？因为潼关的设置是为了替代秦汉时期函谷关的功能。关于函谷关的战略重要性，我们之前已经深入讨论过，在此不做赘述。潼关也在函谷之中，只不过是在函谷的西端，原来的函谷关则在函谷的东端。而有了潼关，函谷关就渐渐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和意义。

潼关原为桃林塞地，位于今陕西潼关县北，自北而来的黄河在此向东转弯，浑浊的黄河之水潼激关山，故谓之潼关，“上跻高隅，俯视洪流，盘纡峻极，实谓天险”（《元和郡县图志》）。潼关大约设置于东汉末年，具体年代不可考，史书上最早记载潼关的时间是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西征马超于此地。此后，潼关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潼关北临黄河，南依南山（华山山脉），潼关之险要主要在于东出的道路仅仅限于黄河与南山之间的狭窄通道，俗称“黄巷坂”。如果要据潼关而守，只要守军不出关，就会让进攻方陷入险境，对守军有利；守军主动出关迎敌，反而会让自己处于不利地位。

总之，潼关天险，易守难攻，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谁进攻，谁就会陷入被动的处境。

潼关也是关东地区进入关中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汉唐以来，长安与洛阳之间的大道自此通过，而且潼关正好位于渭水入黄河之处，同时洛水亦在此与渭水和黄河交汇，是进入关中地区的水路枢纽。从更大的地理范围来看，潼关是关中与西南地区以及中原地区之间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因此，潼关作为关塞不仅具有军事方面的意义，也具有交通方面的枢纽意义。

对于潼关的险要，杜甫曾在《潼关吏》中写道：“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当年李渊于太原起兵，趁着中原大乱，先行杀入关中，随后派李建成率兵守潼关以防东来之兵，而他自己则可以从容经营关中而开创大唐基业。

封常清和高仙芝退守潼关，自有其道理和理由。从当时的战争态势来看，只要坚守住潼关，对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大唐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虽然安禄山的叛军已经攻陷东都洛阳，兵锋所指，似乎所向无敌，但是，安禄山的后方其实比较空虚。安禄山的部队一直比较野蛮，打了胜仗后就烧杀抢掠，搞得被占领地区民不聊生。因此，不等大唐朝廷号令，常山太守颜杲卿和平原太守颜真卿率先起兵反对安禄山部队的暴虐。很快，除了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仍旧为安禄山控制之外，河北有十七郡纷纷起兵反抗安禄山，总兵力达到了20多万，严重威胁着安禄山叛军的后方安全，一时间形成了对大唐有利的“河北驿路再绝，河南诸郡防御固备”之态势。

不仅如此，唐朝也认识到安禄山叛军的后方不稳的情况，抽调朔方、河西、陇右等西北唐军，在郭子仪和李光弼的率领下向河北安禄山老巢进军，并击退安禄山叛军高秀岩部的进攻。安禄山也看到了后方不稳的不利态势，立即派史思明率兵回防河北，并于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正月初八攻陷太守颜杲卿死守的常山，屠杀万余守城军民。二月初二，李光弼率一万步骑以及弓箭手3000人向河北进击，并于二月初五收复常山。随后，双方在河北混战数月，唐军歼灭安禄山叛军数万，河北大部地区又回归唐朝统治。唐朝军民在河北的攻势阻断了安禄山叛军前后方的联系。河北这种形势搞得安禄山叛军内部很着急，曾一度出现“议弃洛阳，走归范阳”的想法。

也就是说，只要潼关这里能够坚守，就能保证关中以及国都长安安然无虞。大唐依靠自己强大的韧性和坚实的家底，快速剿灭叛军或是至少缩短平叛的时间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此，封常清和高仙芝二人退守潼关据险而守以拒叛军主力的想法是非常合理的，也是切实有效的。封、高二将在引兵撤退之时，打开太原仓将仓内所有物资散于军士，剩下的拿不走就放火烧掉。但是，没等他们退到潼关，安禄山的叛军就到了，结果这些唐兵急于逃命，将各种物资散落一地，“甲仗资粮委于道，弥数百里”，简直是溃不成军。

虽然封常清和高仙芝二人退守潼关有其合理之处，但是远在长安的唐玄宗不这么认为。毕竟，未经大战则主动后撤，丧师失地，丢弃军用物资，溃散而逃，这些都是不可宽恕的重罪。而且，封常清和高仙芝二人身边的朝廷监军边令诚这个宦官和封、高二人不对付，提出的军政意见和建议也不被封、高二人所接纳。因此，边令诚决定利用二人败退至潼关这件事大做文章，进而除掉这两个政敌。随后，边令诚给唐玄宗上奏说：“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朘盗禀赐。”（《新唐书·高仙芝传》）唐玄宗本来对封常清和高仙芝的所作所为就不太满意，起先只是罢了封常清的官职，听了边令诚的奉对，龙颜大怒，立刻下旨命边令诚将封常清和高仙芝二人斩杀于军中。

当潼关的守城将士听说边令诚要斩杀封常清和高仙芝这两位久经考验的大唐军事家的时候，“皆大呼称枉，其声振地”。但是，在前线拼命守护大唐江山的普通将士的呼声比不了太监边令诚的几句谗言，大唐两位忠诚的边帅将领就这样人头搬家了。

在唐玄宗看来，大唐太大了，大唐的人才太多了，没有封常清和高仙芝，照样有别的人来为大唐效命。

封常清和高仙芝被处死之后，唐玄宗看了看长安的高官们，发现前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此时正在京城养病，正好可以领兵出征，镇守潼关。哥舒翰在长安养病期间已经闭门谢客，甚至都不用上朝，但是皇上的需要比自己的身体状况更重要。因此，临危受命的哥舒翰以老弱之躯接手潼关防务，统率集结在潼关的20多万唐军，严阵以待安禄山叛军的进攻。临行前，唐玄宗为了表达自己对哥舒翰的期望以及重视程度，在勤政楼为其送行，命百官在长安郊区为哥舒翰饯行，“勤政楼劳遣之，百僚出饯于郊”。

哥舒翰接手潼关防务之后，仍旧坚持高仙芝和封常清二人的“清壁勿战以屈贼”的正确策略。也就是说，潼关这个地方易守难攻，只要唐军坚守关隘而不主动出战就不会给安禄山的叛军留下太多的机会。因此，从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二月接管潼关防务开始，一直到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六月，哥舒翰凭借潼关天险又给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半年的快乐时间。

哥舒翰跟安禄山一样，都不是汉人，因此哥舒翰迟迟不发兵进攻叛军并尽快收复东都洛阳，这让唐玄宗既不放心也不安心。此时，哥舒翰身边有人劝说哥舒翰留兵3万守潼关，然后驱师回京诛杀杨国忠，这样就让以诛杨国忠为名的安禄山叛军师出无名了。其实，这种建议跟建议哥舒翰造反没有区别，哥舒翰犹豫了一下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是，杨国忠通过军中隐藏的情报网获知此事。杨国忠为了保自己的小命，对唐玄宗说，让哥舒翰率领大军驻防潼关而不做预防措施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应该做一些预防性准备。唐玄宗接受了杨国忠这个建议，杨国忠便让自己的心腹杜乾运统率新招募的一万人屯兵于灞上。杨国忠的行为让哥舒翰甚为不安，一直寻找机会想将杜乾运所率军队归属于自己号令。因此，杨国忠和哥舒翰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不断增加。哥舒翰手握重兵，杨国忠一时间也拿他没有办法。但是，杨国忠有一个哥舒翰没有的优势：在皇帝身边的是他杨国忠，而不是哥舒翰。能待在皇帝左右，自然要比领兵在外的哥舒翰对皇帝的影响力更大。

此时的潼关战局也很微妙：崔乾祐率领叛军兵不血刃而占领陕州，但是高仙芝、封常清以及后来的哥舒翰都据潼关之险而坚守，绝不出兵主动迎敌，双方开始战略僵持和拉扯。这让寻求速战速决的崔乾祐很是恼火。唐军不出关，就没法和唐军决战，攻打潼关又常常无功而返，必须想一个办法让唐军从潼关出关作战。

故而，崔乾祐故意偃旗息鼓，处处示弱以引诱唐军出关。唐朝派出的探马此时给朝廷中枢回报说“贼无备可图”，杨国忠也不断给唐玄宗“吹风”说安禄山的叛军在陕州的部队“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唐玄宗一看，这不行啊，哥舒翰得抓紧这个机会去收复陕州进而收复洛阳，不能总待在潼关不主动出击啊，随即命令哥舒翰率兵出潼关击敌。哥舒翰也不含糊，立刻拒绝了唐玄宗的旨意，向唐玄宗奏告曰：“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羸师以诱我，若往，正坠其计中。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在坚守。况贼残虐失众，兵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务速！今诸道征兵尚多未集，请且待之。”哥舒翰说得有理有据，一时间唐玄宗也无话可说。不仅如此，郭子仪、李光弼也给唐玄宗上奏说：“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资治通鉴·唐肃宗至德元载》）

唐玄宗虽然不开心，但是既然领兵大将都这么说，自己也不好再坚持什么。

但是，总有人要坏事。这个人就是杨国忠。杨国忠一看，这不行啊，皇上不严令哥舒翰出兵，虽然大唐安全了，但是我杨国忠感觉不安全啊。随即，杨国忠继续给唐玄宗上奏说：“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就这样，唐玄宗再也按捺不住，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哥舒翰必须出关迎战。而且，为了督促哥舒翰完成这个出关作战的任务，唐玄宗接连派遣中使（宦官）前往潼关前线督战。一时间，“续遣中使趣之，项背相望”，逼迫哥舒翰不得不出兵。郭子仪和李光弼听说唐玄宗决意让哥舒翰出关迎敌，就预见了结局：“若潼关出师，有战必败。关城不守，京室有变，天下之乱，何可平之！”

我们之前说了，潼关的地形对防守有利而对进攻不利，但是，皇命不可违，在来自长安的督军太监的监督下，哥舒翰不得不“扶膺痛哭”，于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六月四日率领唐军出潼关，主动迎敌。六月七日，哥舒翰率部与崔乾祐的叛军在灵宝遭遇，随即灵宝之战爆发。

此战的过程和结局，对大唐而言，太惨了，对安禄山叛军而言，太爽了。《资治通鉴·唐肃宗至德元载》详细地记载了这场遭遇战：

“己丑，遇崔乾祐之军于灵宝西原。乾祐据险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 庚寅，官军与乾祐会战。乾祐伏兵于险，翰与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观军势，见乾祐兵少，趣诸军使进。王思礼等将精兵五万居前，庞忠等将余兵十万继之，翰以兵三万登河北阜望之，鸣鼓以助其势。乾祐所出兵不过万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官军望而笑之。乾祐严精兵，陈于其后。兵既交，贼偃旗如欲遁者，官军懈，不为备。须臾，伏兵发，贼乘高下木石，击杀士卒甚众。道隘，士卒如束，枪槊不得用。翰以毡车驾马为前驱，欲以冲贼。日过中，东风暴急，乾祐以草车数十乘塞毡车之前，纵火焚之。烟焰所被，官军不能开目，妄自相杀，谓贼在烟中，聚弓弩而射之。日暮，矢尽，乃知无贼。乾祐遣同罗精骑自南山过，出官军之后击之，官军首尾骇乱，不知所备，于是大败；或弃甲窜匿山谷，或相挤排入河溺死，嚣声振天地，贼乘胜蹙之，后军见前军败，皆自溃。河北军望之亦溃。翰独与麾下数百骑走，自首阳山西渡河入关。”

这一段记录读起来可谓是惊心动魄，战场的血腥和无情赫然纸上。经此一役，唐朝近20万主力大军灰飞烟灭，哥舒翰仅带领8000人退回潼关。然而，崔乾祐没有给哥舒翰太多喘息的机会，随即率兵抢占潼关。六月初九，在蕃将火拔归仁等的劫持下，哥舒翰被迫投降叛军，潼关失陷。随后，潼关以西，渭水南北的河东、华阴、冯翊以及上洛等郡的守军和留守的官吏纷纷弃城而逃，长安失去了最后的东部屏障。

潼关陷落之后，长安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了，安禄山留给唐玄宗的时间不多了。

灵宝之战中唐军之所以惨败，其主要原因有如下三点：

其一，不知敌人虚实，贸然主动出击，犯了兵家之大忌。前文我们多次讨论过，对唐军而言，最好的消耗安禄山叛军的方法就是据险力守、以逸待劳。安禄山叛军远道而来，后勤补给以及预备队等都会比较紧张，必然寻求与唐军速战速决的机会。只要唐军坚守潼关，安禄山叛军没有别的门路进入关中地区，那国都长安就会安然无虞。但是，哥舒翰经受不住唐玄宗的再三催促，不得不出关作战，这就给了战力强劲的安禄山叛军寻机决战的机会。清代思想家魏源曾有诗云：“哥舒白谷两英雄，痛哭催军万年泪”，以表达对唐军惨败的惋惜怜悯之情。

其二，唐军战斗力远不如安禄山叛军。

其三，哥舒翰战场指挥失当。哥舒翰即使奉旨出关作战，不一定要将潼关守军悉数派出，也不一定要大意到笑话叛军而疏于防范的地步，也不一定明知是计也要中圈套的地步。哥舒翰这个前线统帅和朝廷中枢重臣杨国忠不睦，空耗大唐实力，导致灵宝一战全军覆没，这与之前声名赫赫、威震西北的哥舒翰判若两人。

与之相对的，安禄山叛军之所以能够取得灵宝之战的胜利，不过是因为主帅崔乾祐战略战术运用得当，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再加上士兵战力强劲，自然对唐军形成了压倒性优势。在具体的战术层面，唐军人数虽然众多，但是受战场地形制约排成了一字长蛇，就不太能发挥人数上的优势，而安禄山叛军居高临下，进退自如，再放火制造烟雾使唐军混乱一团，无法应战。可以说，崔乾祐率领的叛军充分利用了潼关的地形之便而大获全胜。

六月九日晚间，长安看不到从前线传来的报平安的烽火，就知道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次日，杨国忠建议唐玄宗出幸成都，唐玄宗无奈答应。六月十三日黎明，在陈玄礼率领的禁军护卫下，唐玄宗率杨贵妃姊妹以及诸多皇子皇孙等一干人马，趁着夜色出长安，向西而去。六月十四日，唐玄宗一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禁军将士在陈玄礼的纵容和鼓动下，哀于国事，不再向前行进，要求斩杀杨国忠。

唐玄宗获悉后不敢问罪于众军士，只得犒劳以安慰将士，令众军士归队。众军士当场拒绝唐玄宗，并且进一步要求处死杨贵妃，要求将其“割恩正法”。唐玄宗无奈，只好忍痛割爱，令太监高力士将杨贵妃引至佛堂缢杀，也有说杨贵妃是自缢身亡，其实，杨贵妃怎么死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必须死。只有这样，唐玄宗才能让众军士不是那么愤怒，进而继续保卫自己的安全。随后，太子李亨在关中父老的请求下留在关中继续迎击安禄山叛军，并于当年七月十二日在灵武（今宁夏灵武）登基做了皇帝，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就这样，唐玄宗在名义和事实上都已经不是大唐的皇帝了，大唐进入了唐肃宗李亨时期。对唐玄宗而言，国破家亡梦方醒，原来红颜是祸水。然而，唐玄宗永远也不会明白，他自己才是大唐的祸水，杨贵妃只是替他顶罪而已。

潼关失陷，对于大唐国运的负面影响极大，标志着大唐由盛转衰。如果潼关仍由唐军掌控，长安是不会轻易丢失的，而只要长安不丢失，大唐的气质和内涵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唐玄宗一手好牌打得稀碎，最后被迫流亡，大唐中央政府竟然成了流亡政府。随后不久，长安陷入安禄山叛军之手，叛军如虎入羊群般贪婪暴虐，将整个长安洗劫一空，无论是宫室府衙，还是民宅私邸，无一幸免。叛军抢劫之后就是杀人放火，恢宏壮丽、繁华富足的大唐帝都长安城数日间成为人间炼狱。不仅如此，潼关、长安相继失陷，这让各地仍旧在一线抗击安禄山叛军的大唐军民一时间失去了方向和信心，不知为谁而战，不知未来如何。如果不是太子李亨留在关中组织大唐军民继续抗击安禄山叛军并火速登基以号令全国，大唐就此终结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潼关和长安接连失陷，极大地煽动了安禄山叛军的士气，助长了叛军嚣张的气焰，导致唐朝错失了平叛的最好时机。大唐自此衰象骤现，已绝无可能恢复到往日开元盛世的样子了。

总之，安禄山叛变，主要责任在唐玄宗李隆基；潼关失陷，主要责任仍旧在唐玄宗李隆基。

潼关，潼关，作为大唐帝国国都的最后防线，终究是被叛军攻破，终究是扭转了大唐的国运，开启了大唐由盛而衰的转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