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定义“盛世”？

提及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叙事与“盛世”的辉煌记忆总是如影随形。从王维笔下“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大唐气象，到《清史稿》中“幅员之广，远迈汉唐”的康乾盛景，这些被反复言说的时代，早已成为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符号。然而，当我们回望“盛世”，一个核心问题始终萦绕：所谓“盛世”，是谁定义的？又以何为标准？元代诗人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恰似一把锋利的钥匙，轻轻揭开了“盛世美颜”背后的复杂图景——繁华之下，或许藏着不为人知的民生褶皱。

一、谁执评定权，书写盛世篇

在中国历史中，“盛世”的评定并非全民共识，而是由三类主体主导，呈现出鲜明的视角差异，恰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各有侧重与立场。

皇帝与官僚系统作为权力核心，往往通过自我宣称塑造“盛世”形象。正如《史记》载汉武帝赞文景时期“海内殷富，兴于礼义”，乾隆皇帝更以“十全武功”著书立说，标榜“天朝上国，无所不有”。这本质上是“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政治表达，用“盛世”之名巩固政权合法性。

史官与儒家士大夫则依托《资治通鉴》《明史》等正史，以儒家正统观评定“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他们秉持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治史理念，更看重“君明臣贤”的德行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完备，将符合“仁政”标准的时代归入“盛世”，如欧阳修评贞观之治“盛哉，太宗之烈也！”

百姓与民间文人的声音则藏在民谣、笔记与小说之中，多了几分烟火气与真实温度。既有杜甫“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对开元太平的赞颂，也有对“盛世”的隐晦反讽——乾隆年间民间流传“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歌谣，揭露了表面繁荣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民生困苦；晚清小说《官场现形记》更是借故事讽喻“盛世”官场的腐败，道尽底层百姓的无奈。

二、传统定标准，皇权为核心

传统语境下，“盛世”的评判始终围绕“国家-皇权”展开，形成了一套固定维度，达标者便被归入“盛世”行列，恰如《礼记》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成为统治阶层追求的理想模板。

经济上追求“仓廪实而知礼节”，以“五谷丰登，家给人足”为核心，如文景之治时“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力求国库充盈、民生无饥；政治上强调“政通人和”，以皇权稳固、吏治清明为目标，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正是此般景象；社会层面向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安定，如《开元天宝遗事》载“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文化上推崇“郁郁乎文哉”，永乐盛世时编纂《永乐大典》，“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彰显文明软实力；对外则追求“万国来朝”，如郑和下西洋时“四夷归附，万国来朝”，以朝贡繁盛、疆域扩展凸显王朝威慑力。

“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经典案例，均在这些维度上表现突出，成为传统史观中“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模范时代。

三、盛世藏水分，繁荣有困境

当我们跳出皇权视角，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重新审视，便会发现许多“盛世”暗藏裂痕——所谓“盛世”，未必等于百姓的“幸福”，恰如白居易在《买花》中感叹“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繁华背后藏着民生的沉重。

1. 目标存错位，民心是关键

对国家机器而言，粮仓满、人口多、税收稳即是盛世；但对普通百姓，能否“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是否免于“苛政猛于虎”的压迫，才是生存的关键。正如《管子》所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历史上的“盛世”，往往用国家层面的“大繁荣”，掩盖了社会底层的“小困苦”。康乾盛世时，虽人口从1.5亿增至3亿，但“人多而地寡，一亩之田，五口之家不能恃以存活”，许多农民仍处于“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境地，便是明证。

2. 案例细解构，真相显轮廓

康乾盛世常被称作“天朝上国”的巅峰，却如王夫之所忧“人多而财寡，事力而养薄”，耕地未同步增加，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乾隆晚年贪污成风，和珅家产“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串，多于大内数倍；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而民间却“饥民载道，饿殍遍野”；文字狱盛行，戴名世因《南山集》案“全族被诛，株连甚广”，文人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思想被牢牢禁锢；大小征战与苛捐杂税更让农民苦不堪言，它更像“国家财政的局部胜利”，而非全民的幸福时代。

开元盛世则是“短暂光辉后的危机爆发”。虽有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文化繁荣，有杜甫“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经济扩张，却未能遏制边镇势力坐大。正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警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藩镇割据的隐患最终引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直接摧毁了盛唐的社会结构——所谓“盛世”，不过是未雨绸缪失败后的短暂光辉。

四、多角看盛世，评说各不同

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评价者，对“盛世”的解读截然不同，恰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让我们看到历史认知的多元性。

传统史书以皇权为中心、坚守儒家正统，多记载帝王功绩与制度辉煌，如《旧唐书》赞贞观之治“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四夷降服，天下太平”，却忽略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民生疾苦，压制了多元声音；现代史学以结构分析、阶层视角为工具，更关注底层生活与制度缺陷，如研究康乾盛世时，学者会聚焦“摊丁入亩”政策下农民的实际负担，试图还原“盛世”背后的真实社会图景；当代大众文化则常向往“太平”“富足”，易陷入“梦回大唐”的怀旧情绪，如诗句“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引发的对盛唐的浪漫想象，却忽略了历史的复杂细节，产生对“盛世”的误判。

五、反思盛世义，民本是根基

纵观历史，“盛世”的评定权长期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服务于政权合法性构建，许多“盛世”都掩盖了不稳定因素与社会不公。这让我们不得不追问：盛世究竟是为谁而盛？

是皇帝与士大夫的“万国来朝”，还是百姓的“安居乐业”？答案显然应指向后者。《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亦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真正的“盛世”，不应只看GDP、疆域与朝贡规模，更应看人民是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正如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唯有扎根民生的繁荣，才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真正辉煌，才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