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决战里，恶人的戈多更不会来｜邹波专栏

2022年2月24日，俄乌战争爆发。现代战争第一次以“全球直播”的方式冲破距离：战事预告、军费众筹、亮灯支援……“遥远的哭声”扑面而来，这句话的每一个字，念起来都不可思议。

然而时至今日，战争仍在继续，甚至对大多数人而言，已成为世界某处的背景板。但新的冲突、恐惧与选择，仍在悄然累积。

今天，海外的诗人、非虚构作家邹波开设书评专栏「世界书声与活页」也来到最后一期，我们想再次谈谈战争，以及生活中，那场遥遥无期的“决战”。

邹波将与你共读两本书——《会战成瘾：军事史上的野心陷阱》和 The War for Ukraine: Strategy and Adaptation under Fire (《乌克兰争夺战：火线上的战略与适应》)。前者前者由美国历史学者卡塔尔·诺兰撰写，追索人类自汉尼拔到拿破仑对“大决战”的执念；后者则由澳大利亚退役陆军少将米克·瑞安撰写，谈俄乌战争，说明在无人机、信息战和全民动员交织的现实中，重要的是适应与持久。

历史与当下交叠，人类一次次沉溺于“战时的审美”，渴望用一场会战解决一切，而生活的真相，却是无尽的缠斗。我们等待戈多，而恶人的戈多，不会来。

撰文 / 邹波

我的专栏虽然将止于这一期，我归来的写作才刚刚开始，我们是写作的顽抗者。这个专栏最后一篇书评，我们读《会战成瘾：军事史上的野心陷阱》这本大部头，由波士顿大学帕迪全球研究学院史学教授、国际史学所所长卡塔尔·诺兰撰写。他同时以笔名卡利·阿尔索巴写未来风格的军事幻想小说。这本以真名出版的军事史，则带有明显的权游气息。这本书梳理了历史上各方对大会战、游击战、围城及其他机动战术的不同抉择，揭示了人类的“会战情结”。

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战争中，“大会战”有时有效，有时无用。有时，它似乎承载了漫长历史的意义，或者历史的作用被误解为一次会战的功劳。有时大会战看似奏效，实际上真正的战果往往来自游击战、机动作战，长期围城、长期劫掠以及对敌人的长期消耗。

大会战的荣誉或者虚荣造就了哈尼拔、默罕默德二世、腓特烈大帝、路易十四、拿破仑、亨利五世，以及德意志的大小毛奇等人——这本书仅仅谈西方战争史。

有时连战败者也仍被视为会战的大英雄：哪怕迦太基军团最终被罗马人模仿和超越，汉尼拔也被罗马人继续崇拜为战神；哪怕普鲁士满目疮痍，也不妨碍腓特烈成为最伟大的德意志人；哪怕法国一片废墟，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仍能用自己的名字定义其时代；哪怕大会战如此消耗资源、即便一将功成万古枯、即便让参战国家从此一蹶不振，也无法让人停止青睐它和它的英雄。

《腓特烈大帝和普鲁士之谜》剧照

人类对会战的迷恋情有可原——上期我们谈到女性与网暴旷日持久的缠斗（点击阅读👉我们从未战胜过网暴｜邹波专栏），我们普通人也渴望终有一天和网暴进行伟大 PK。事实却是连一个普通民事诉讼都成为泥潭。当代生活和战争中，PK 已经成良好愿望的童话。上一个 PK 年代好像武术打假、真搏击 PK 流氓假装会武术。上期我基本也是说如今我们跟网暴者无法 PK。网暴者像一只清奇的部队，具有高机动性和去中心化的存在，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兼具散兵游勇、水军雇佣兵、“无面人”和病毒的能力。

二战结束到现在，社会正义和国际正义也再次众说纷纭、难服众。但即便在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我们毕竟也渴望思想能有朝一日，在公共平台来一次公共辩论和仲裁的会战，好重回思想的健康；也希望我们的抗争——这种长期缺乏合法性的游击战——得以正名和昭雪。

至于我——这样有隐居倾向的书评者，一旦不关心新闻、停止对新闻发言，我将同时丧失公共性与个体性——恐怕会成为“精神游击队”和“信息茧房”叠加的牺牲品。

我想起太平洋战争最后一个投降者——鬼子少尉小野田宽郎——1944 年以后，他被一道“永恒的游击战”命令几乎永远锁在菲律宾的卢邦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直到 1974 年 3 月 9 日，当年给他下这道命令的上司亲自回来劝降，他才投降。

这道命令不仅要求他坚持无限期游击战，更在他脑中植入战争永恒的认知——唯有直属指挥官亲临解除任务，他才会停止一个人的战争。

游击战的假想将小野弄成丛林战士，但他没有变成《钢铁风暴》的作者、纳粹军官恩斯特·荣格那种战时的审美主义者。荣格这种战争中的审美，需要宏大战争、大会战和废墟来提供营养。小野也没成为亨利·梭罗——吞下战争意识的大自然里另一个超验者。

小野没有超越战争真正变“野”，他闲着没事只能去精通追踪、藏匿、获取食物的技巧，这些技能却只不断强化他作为“帝国军人”的自我认同：游击战带来的封闭、对外界的警惕为他构筑信息茧房。

和平迹象都被他身体的系统判断为敌军诈术；外界信息——盟军传单、胜利广播、民生恢复的迹象——在他的游击认知中被解构：比如，居民平静生活是“占领区假象”，新款收音机是“敌军物资”，和平反而是战争“持续”和长期战争的假象。

这些最后的顽抗者从此是单向度的人、只接受单一信息的洗脑。

而一场已投降的战争，无法将投降的消息，继续以会战“动员”的洗脑方式传达给战争里的每个人，也就无法给这些人“更新补丁”。于是战争中的意识形态自闭者无法结束自己的战争。所以荒诞在于：连战争自己都醒了，这些好战者还没有醒。

《太平洋战争》剧照

我的确想过——如果游击战让人躲来躲去导致闭塞——那卷入一切人、全社会动员的会战，是否能让山野里隐居的渔樵耕读都不得不纷纷起身来了解这个世界？但本文后面我们会谈到俄罗斯如何为侵略乌克兰建立合法性，让我的空想无法成立——无论古典还是现代，出师无名而“说什么是什么”的战争话语，就像一本虚构小说被当成现实，反而又把人卷入一个更大的信息茧房。

所以，我对“会战”这一人类的“大念头”、“大执念”的复杂性越来越感兴趣，我就读这本《会战成瘾》。

它继续说：“自文艺复兴开始，欧洲知识分子便在战争中追求决定性的一次会战——把‘古典的决定性’视为可以点石成金的灵丹妙药、视为能把君主的野心和意志转化为政治上的持久成功的关键。”

作者认为——一般认为民生凋敝贫穷、采邑经济如此薄弱、连规模兵源都凑不足的中世纪，一定缺乏会战，但事实相反，穷困、支离破碎到弱鸡的中世纪也有不少大会战。英法百年战争后期，财政窘迫的英格兰内部，仍像“钱多没处烧”一样连带着打玫瑰战争、进行大规模会战。

另一方面，作者说，出于对会战的迷恋，历史学家往往夸大了单场战役的作用。比如马拉松平原的会战常被描写成拯救古希腊文明的决定性事件——但如果真是这样，古希腊文化恐怕早就毙命了。实际上，希腊人经历了马拉松、温泉关、萨拉米斯、普拉提亚等一连串战役，波斯的压力才被一点点消耗掉。雅典、斯巴达的长期备战、城邦间的联盟与外交博弈，也是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条件。

《斯巴达克斯》剧照

现代社会急功近利，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长期主义者貌似耐心，却如此矛盾地渴望一次性地解决人类的问题，或“解决人类”……

这仍是会战成瘾的心理：追求短期效果和表面胜利，追求一次性解决的心理，风险极高，却反而消耗更多资源。生活里的“大会战”弄不好就是效果昙花一现，耗费精力、暴露短板，原本想一次性解决的问题反而拖得更久。

会战成瘾这种功利的理想自中世纪以来不断强化——归功于马基雅维利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来读这本书——

时间来到十五世纪中后期，新式火炮一时叫人闻风丧胆，那正是一个技术不对称的时机：火炮已可完全用来进攻，却还不能用于城防。谁抓住了这个时间差和技术空挡主动出击，谁就必胜。

这导致一时之间，围城攻防战一边倒，以至一些城镇和城堡，光是受到炮轰的威胁就已经举手投降。这使人无法接受，就好像，这下子，哎呀，世界都没法继续了。

当是时，欧洲在城高墙薄的君士坦丁堡的攻防会战中，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苏丹默罕默德二世一举打败。

1453 年 4 月，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十万军围攻君士坦丁堡，进攻中首次大规模使用巨型火炮轰击城墙，尤其是用匈牙利工匠铸造的超级巨炮，每日可射数百公斤石弹，昔日坚不可摧的三重城墙逐渐被炸裂。

在东西交汇处代表欧洲意识形态的拜占庭虽顽强抵抗，奈何缺乏火炮反制，仅凭老城防与人数悬殊的守军苦撑，君士坦丁堡在 5 月 29 日清晨被攻破。此次会战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终结与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化，宣告东罗马千年传承覆灭。

《拜占庭：三城记》剧照

我想象君士坦丁堡里防御的人们，想起一首诗里我形容北京五环边城中村里有一个女人挖菜的样子，那种艰难排雷的样子，很像在防御的弱者，弱者的武器是城中村里这块泥土里的蔬菜射手：

“清晨的萝卜地里 / 全是湿漉漉的白石头 / 如果方块也能滚动 / 那些心里美就疯了 / 她心里可急了，但又急不得 / 要平衡在自己深处 / 生活里大部分举动是防御”——弱者，连最该有攻击性的主动的日子——生日——也是防御性的。啊蔬菜射手！

奥斯曼帝国的火炮在君士坦丁堡会战中，把欧洲城墙的蔬菜射手打怕了。

于是，欧洲从教训中谋求学习和自新。过了一阵，那些充满权力游戏纷争的意大利城市里，多才多艺的文艺复兴知识分子发明了 360 度无死角的棱堡，它伸出炮台棱角，多边形使城池不再有侧翼，城防火炮得以更主动攻击来犯，攻防会战的均衡逐渐恢复。

文艺复兴的智慧开始增加欧洲城堡的防御力，大炮在城防中得以运用——战争史里一个掉了的链子被接上。世界得以继续。

如果把文艺复兴的“文艺”视为——对抗技术的不平衡对社会的破坏、并促进科学的普遍适用、让世界不至被单一力量征服和物化，让军备竞赛滑向战争的趋势变成和平的均势——这似乎就是人文精神，而费厄泼赖，也终究是更宏大的人道主义的一部分。

被奥斯曼土耳其的伊斯兰一时击败的欧洲人——尤其此后的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们、达芬奇们望着城墙，找到灵感，他们在想复现希腊和罗马的军事史的古典军队和战争模式——《会战成瘾》这本书作者说：这就是会战——战争古典的灵魂。

《斯巴达克斯》剧照

君士坦丁堡被攻克数十年后，弗洛伦萨人马基雅维利写道，奥斯曼帝国是那种“由一位君主统治，臣民皆为奴仆”的国家，这种“看似野蛮”的力量——无论是奥斯曼人还是过去入侵欧洲的蒙古骑兵——反而掌握了最先进的武器和战术，包括骑兵和火炮在某个时期的单方面优势——使其对传统欧洲防御体系取得决定性优势；同时，他批评意大利诸国依赖雇佣兵而无常备军，认为这是国家软弱与屈辱的根源。

在这些文艺复兴人当中，马基雅维利对会战所用的军队，有最理想主义的构想：

他认为大会战始终是决定性的，而且最好由步兵完成，他们是招募来的、战术化的、操练过的服役公民，是伟大美德的直接表现，最好用公民替代雇佣兵这种见钱眼开的游民以及昂贵的骑兵。

马基雅维利眼里，公民是战争中满腔正义的炮灰。马基雅维利贬低和挖苦雇佣兵——雇佣兵反对大会战，因为他们更独立，骨子里又是抢劫犯和讹诈者。马基雅维利希望复兴罗马军团，灌输共和制下的公民美德。

主观来说，马基雅维利的目的其实又很马基雅维利——有点狡诈的功利。的确，雇佣兵的散漫和自私，无法用来决出胜负，而公民的团结听命，能实现会战和胜利，公民美德在战争里会为战争所用，公民能实现的大会战，能进一步造就和强化个人领袖的统治和王权。

所以马基雅维利创造公民军队的目，其实是权力的游戏。但他毕竟第一个意识到这一荒谬现象：“近代国家法律严明的外衣下，教会口口声声说政治是上流社会的美丽谎言”。马基雅维利赤裸裸地深知真相：政治和战争的影响才是最真实的。

马基雅维利目证了欧洲世俗化——君士坦丁堡会战后，当奥斯曼帝国作为世俗的对手，被欧洲国家纳入棋盘，这也意味着欧洲自己的世俗化。此后欧洲开始了超越宗教政治的政治军事变革，也即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世俗化。

《奥斯曼帝国》剧照

客观来说，马基雅维利设想的“新军”以公民道德和共同体认同为根基，既是武装也是政治教育的延伸。这也让我联想到中国清末的政府“新军”，虽模仿新式组织模式，但缺乏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他们在辛亥时迅速倒戈。

而当时的湘淮军等私人武装，倒更近似马基雅维利痛斥的雇佣兵，而军阀虽然不是雇佣兵，却像雇佣兵的极致。其短期效能背后是对国家长远秩序的侵蚀，最终催生军阀化格局。

马基雅维利形容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武力比其他一切都重要”。这也让我想起许倬云说的：近代中国政治呈现武化趋势。武化背后是军阀传统，饷银维系着浮云般的忠诚，权力从依赖武力倒戈与合纵，到缓慢半推半就地走向共和，花了很长时间。

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的确逐渐放弃了雇佣兵。为钱而战的意大利雇佣兵开始另投法国的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1476 年莫尔坦大会战中，瑞士军团击败了勃艮第军队，导致大胆查理失去对瑞士的控制。1477 年南希大会战中，大胆查理被击败阵亡，勃艮第公国丧失独立，算是灭国。

我联想起俄乌战争中，俄罗斯依赖的雇佣兵组织瓦格纳也终难当大用。2023 年 6 月，俄罗斯雇佣兵组织“瓦格纳”（Wagner）首领叶夫根尼·普里戈任更率领数千名武装人员进军莫斯科，“准叛乱”败后被俄罗斯当局变相用飞机事故处决，瓦格纳集团解散，成员被俄罗斯国防部收编，重新纳入正规军体系。

回看马基雅维利理想中实现了的正规军——“公民军队”——它恰好是 1476 年击败勃艮第雇佣兵的瑞士联邦军团——共和制的瑞士联邦的步兵方阵，从 1315 年到 1515 年，两百年间无败绩。共和体制下团结的州为单位，瑞士人没有世袭的军官或贵族，也没有国王和骑士阶层。

瑞士军团击溃了勃艮第公爵雇佣军团。雇佣军团拥有 400 门欧洲当时最好的野战炮。这一次公民步兵方阵在会战中，击败了大炮。

不过，当瑞士人刚刚获胜，同样来趁火打劫米兰的法王弗朗索瓦一世，还是带着火炮，以及 19000 名来自黑帮的“国王仆佣”，又把瑞士军团消灭在意大利北部。

这是两次有决定意义的连续会战。最终，大炮在会战中，这么快又对公民的共和方阵复了仇，国王钦点的黑帮雇佣军分享胜利。

马基雅维利肖像 by Santi di Tito

马基雅维利自己呢，其实从未实现过公民军队的梦想——他受到美第奇家族的复辟的迫害，不得转而隐居发奋写《君主论》，已无法顾及公民士兵的理想，此后，雇佣兵也在欧洲甚为温和，作者说：此后雇佣兵的破坏性还不如专制君主的长期战争。

那时，整个欧洲其实已经马基雅维利化了。早年他想象中的公民士兵，不断被“国王仆佣”、后来的瓦格纳集团模式的新雇佣兵，以及“无脸人”组成的奴隶式民粹步兵，以及近卫的“星战卫兵”等种种兵力围剿。“公民士兵”这个包含古典复兴的概念本身也被粉碎。

换种说法：文艺复兴又是一个耽于理想主义的前理性主义时代，把人类的恶也构想得很美好。此后的专制君主只是一群在欧洲大地数十个国家肆虐横行的集体暴徒，反而整体实现了权游癖好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它似乎仍能隐喻当代人上帝视野的宏大——内心渴望对人类有耐心又渴望用某种体面的“会战”或者其他“方法”一次性地解决人类。虽然写《战争论》的克劳塞维茨强调战争本身的摩擦与不可预测、决战结果无法完全预料，但人类心照不宣的战争逻辑永远会是：发动战争即为会战、闪电战。当代的文明人继承了把所有问题一次解决的“无意识”，这也刺激了网上“阴谋论”的繁荣。

马基雅维利之后两百年，欧洲陷入混战，多为领土而战，宗教因素也卷土重来，直到欧洲主要宗教战争在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下终结。促成《和约》的法国首相黎塞留正是马基雅维利的拥趸。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出现了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国际法雏形。作者说：“这是一套出自马基雅维利的新政治语言，渊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并经过黎塞留调和的世俗外交战略……如果说在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面前，理想主义依然存在的话，那它将以一种全新面貌呈现，即我们今天的《国际法》”——这是马基雅维利“公民军队”最终的化身——理想主义的军事化执法力量应该包含的《国际法》。

有了《国际法》，此后的战争，此后的大会战，是不是会更文明、更节制些呢？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当宗教战争彻底结束，国王和帝国战争来临。欧洲开始经历“会战改革”：比如加入排枪射击的君子决斗般的决胜方式、阵地的概念、战线的概念、封锁的概念……会战召唤着代表近代的“理性战争”。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把数学应用到战略、战术、机动、会战和围城中，用冰冷的智识主义和沙龙品味掩盖战争的现实尖锐性和残酷性，发展了弹道学、防御工事里的火力场等概念……这是文艺复兴在启蒙时代的战争中的还魂。

这种知识化战争使十八世纪，“大国之间一再打着战果微乎其微的持久战。最终结果却是资源枯竭……导致海陆封锁，数不清的围城，防线，数不清的破坏，消耗，挥之不去的远洋商业劫掠。”

启蒙时代的人却误以为千万门大炮的静默就是永久和平的开始。知识分子开始把战争视为一个社会问题，重要性小于他们关注的社会变革以及科学革命。

不过，科学、组织管理等知识的理性之光也因而进入战争，当代信息战争和学习型战争呼应的一条暗流。与如今战争中尤其和乌克兰人的学习态度遥相呼应，这是本文后话。

理性战争持续到腓特烈大帝横空出世为止。他用德意志的民族主义重新把战争鸡血打到高潮，战争重新变真实，变残酷，重新变得“想起来就血腥”。不过这时欧洲战争的兵源和士气还达不到疯狂——仍无法获得大会战需要的“全民动员”。

接着——作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热血也带来战争的“全民动员”：十九世纪欧洲革命的广泛，以及革命对人的全方位动员，又让会战欲望卷土重来。会战精神随着革命之火，随着工业革命，重新深入人心，产生了十九世纪和拿破仑，并终于延烧到二十世纪的大战……

一切以大革命开始，回到少数人。历史总偏爱搞事的少数人，而不是沉闷的多数人或沉默的大多数，作者说：“大多数人甘于在石头和大炮限制下，日复一日的防御和围困中作战，他们无意用他人的生命完成自己的意志，他们会驻守在绵延不绝的铁丝网，站好，大炮或者坚固防之后，任由对手牺牲自己的部下、挥霍君主的财富，来攻打自己的深沟和壁垒。”

时间毕竟来到二战之后，如果此后的当代战争中，还出现万古枯的爱搞事的一将、一大帝、一总统对战争和胜利的嗜血，就堪称让人警惕的野蛮了。写到这里，我要问这个老问题：尤其是在一个法理为基础的全球化世界，究竟什么是胜利，什么是赢？

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写道：“吹响号角！让我们血腥色彩挥舞！要么胜利，要么坟头飘扬。”孙子兵法中说：“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熟练指挥官从情势求胜，而非找下属要胜利）”。这是古老的过去。

后来胜利逐渐代表敌对的结束、代表和平。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说：“我总担心用胜利这个词……它让人想到裕仁天皇屈尊麦克阿瑟签署降书。”而据说，胜利这个词在北约术语的库里已不存在，也不再出现在美国国防部的词典里。对二十一世纪大多数西方自由主义者来说，胜利本身似乎没什么价值，因为可能得到的代价与收益不成比例，而且它不能保证和平——正如会战不能保证决定性的意义，那么胜利就不能保证其古典意义。

《拯救大兵瑞恩》剧照

当代战争的发起，本质是更加出师无名——因为二战后全球市场解决了资源交换，而且别忘了前文提到的《斯特伐利亚和约》带来的《国际法》，如今更加确立其仲裁权威和机制，联合国则提供了安全框架，人类的科学技术与治理体系似乎也足以在制度上化解矛盾。

因此，善良的人们试图证明，今天的政府更加理性，更不可能“起念”发动战争——这是前文所说的启蒙时代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

但也有人说即便今日，战争仍是人类生活的中心——只要历史仍延续，战争就是上次战争目的之延续，无论“上一次战争是多久以前”，正如普京回溯到古老、未竟的荣光。

于是我再次想到俄乌战争。在书评结尾让我们用另一本书辅助阅读——澳大利亚退役将军 Mick Ryan 的新书 The War for Ukraine: Strategy and Adaptation under Fire《乌克兰争夺战：火线上的战略与适应》。

2014 年，俄罗斯闪电吞并克里米亚。2022 年 2 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本土，直指基辅及主要城市，本指望再次闪电战拿下乌克兰。这一战略预期来自 2014 年克里米亚战争对乌克兰的判断，但这回普京失算。

如今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普京最初战略没奏效，乌克兰表现出韧劲、适应性和超强学习能力。《乌克兰争夺战》这本书说：乌克兰军队不断调整出迭代策略和战术，展现出“非会战”的逻辑特征：持续积累、灵活应变和局部优势的运用。到 2023 年 5 月，乌克兰拦截了 90% 的俄军导弹。

克里米亚被占时，乌克兰不像有很强的国家意识。这促成了普京当初的假想：闪电战，瓦解乌克兰，且国际不会干涉。但战争中，乌克兰的安全战略反而得以建立，乌克兰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救亡、后续安全与和平，它的内容包括强化国民心目中正义抗争的价值感，在网上，参战军民也因此免于网暴所施加的额外道德心理负担。

《经济学人》说：“乌克兰士兵在战场同时体验着硅谷和索姆河”。索姆河会战是一战最惨烈的消耗战、最残酷的堑壕肉搏的突围反突围会战，首日英军阵亡 5.7 万人，三个月双方伤亡 130 万，英法联军未能对德军实现任何决定性突破。

乌克兰人的灵活性和对新科技、新智能、新战术的学习能力比俄罗斯人更主动。不过，这又并未实现大会战的转折。

几次会战——马里乌波尔围城战、巴赫穆特攻防战、哈尔科夫反攻战，都没实现决定性结果，双方陷入长期缠斗。

2022年3月11日，乌克兰马里乌波尔一幢公寓楼发生爆炸

几年下来，当更弱小的防御方自身需要更机动，包括游击，需要给自己时间新战术和新武器，它也给了敌人——更强大进攻方——学习的时间——俄军也逐渐用粗暴的学习方式走出“学习的被动”。也因俄罗斯靠经济体量及阵营支持不断得到输血，俄军逐渐把战局“追赶为一种僵局”——尽管这完全不是普京的初衷。

《乌克兰争夺战》也谈到俄军适应性。进攻方适应性首先表现在进攻意图的自洽——俄罗斯首先让国家安全战略在前期“适应”自己的战争目的——包括俄罗斯在国家安全战略对战争出师之名的预设、预备、预热，这一过程让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容逐渐变成一个宪法般的杂烩：它以苏联的意识形态为遗产——“全社会坚持斗争”。其最基本的内容是地缘不安感、价值不自信。2016 年，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真达到宪法般的“广阔”：开始包括“文化安全”，直指公民的忠诚问题，还包括“健康、社会问题、和经济稳定”——纳瓦尔尼在北极监狱的死便是体现。克里姆林宫非常清楚：健康不佳会破坏应征入伍者的资源，文化不安全意味着将宣传包括战争宣传拒之门外，经济不安会耗尽国防预算并引发公众骚乱……到 2021 年，该战略又出台最新版，开始包含“保护传统价值观、文化和历史记忆”，将“传统俄罗斯精神道德价值观”放到更首要位置——这为入侵乌克兰提供了“精神”，甚至“历史知识基础”。

国民历史真乃一启蒙就被活学活用，霓裳直接变成渔阳鼙鼓。我想起尼采的《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尼采在这本小册子里把历史分为宏大的，古董式的，批判性的。第一种——宏大——就是普京式的滥用，用历史的重复去自洽，也让我想到宏大的二月河之清史，包括韩磊那唱腔；第二种——古董——则像说于正宫廷剧的精雅，马伯庸的工具理性；第三种——批判——又像破四旧，又像穿越剧用今人价值观倒贴在历史上。

如果说俄罗斯战前的学习能力表现在战略话语的调整、国家回到古老荣光，那么在战争中，继闪电大会战受挫后，俄军又从瓦格纳雇佣军的失败学会了军队正规化。俄罗斯强化正规军里网红风格的风暴 Z 军团。最初Z军团的确更机动更能渗透，但由于俄军整体“惩罚式的体制”，该军团沦为“后勤运输能力不佳、多为战俘和逃兵的刑罚营”——俄罗斯军队中的古拉格。这支部队也是人肉攻势时第一波步兵炮灰。俄军学习能力还表现在频繁换将——无论车臣、格鲁吉亚还是克里米亚、乌克兰全境。当然，俄军在乌克兰的“学习环境”比在车臣要好，车臣的俄军面对的是无限精彩的游击战和无限恐怖的恐怖主义结合的殊死抵抗，乌克兰终究是文明之师。

2022年9月23日，乌军士兵在被烧毁的顿涅茨克傀儡军装备前合照

俄乌战争至今在泥潭。野蛮和文明没有会战，也就没有简单胜利。一场当代泥潭由愚蠢和智慧混合而成，让人觉得文明本身是无知的。它让人们继续有对战争中的教训的学习机会，这几乎是唯一的价值。

战争还在继续，人类对教训的学习还在继续，人性在学习，野蛮也在学习，这种“一起没完没了的进步”的缠斗，或许才是当代生活的真相。生命有尽头，而生活没有尽头。

在本专栏最后一期的最后一句话，我要说：生活没有决战，我们等待戈多，而恶人的戈多更不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