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白居易：新乐府运动中的诗坛良心！
发布时间：2025-07-20 17:21 浏览量：1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 年），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小吏家庭。祖父白锽曾官至巩县县令，父亲白季庚任彭城县令，却因安史之乱的余波，一家人始终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这句后来写进《望月有感》的诗句，正是他童年的真实写照。
8 岁时，白居易随父亲迁居徐州，恰逢叛军李纳割据徐州，城破之际，他与家人失散，在乱兵中躲进芦苇荡，靠野果充饥才得以幸存。这段 “流离迁徙，备极艰厄” 的经历，让他自幼便体会到百姓的苦难，也养成了坚韧不拔的性格。
白居易的文学启蒙始于母亲陈氏。尽管家境贫寒，母亲仍坚持教他读书写字，“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他天赋异禀，6 岁能作诗，9 岁通声律，16 岁写下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已显露出过人的才华。当时的名士顾况初见此诗，戏言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读至 “野火烧不尽” 时，改口赞道 “有此句，居亦易矣”。
贞元十五年（799 年），白居易父亲去世，他为父守孝期间，在符离（今安徽宿州）与村姑湘灵相恋。这段爱情虽因门第悬殊而无果，却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素材。《长恨歌》中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的深情，《琵琶行》里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的感慨，都藏着对湘灵的追忆。
贞元十六年（800 年），29 岁的白居易考中进士，与元稹同登科第，两人 “订交于贫贱，相知于患难”，成为一生挚友，共同发起了影响深远的新乐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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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安谏官：“文章合为时而著” 的诗坛锋芒唐宪宗元和元年（806 年），白居易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在此写下《长恨歌》。这部长达 840 字的叙事诗，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为线索，暗讽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的外戚专权，“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的转折，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诗作一出，“长安纸贵”，连唐宪宗都击节赞叹：“乐天之才，不减李杜。”
元和三年（808 年），白居易被召回长安，任左拾遗。这个品级不高却能直面皇帝的职位，让他得以践行 “兼济天下” 的理想。他在《与元九书》中写道：“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担任谏官的三年间，白居易写下大量讽喻诗，《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是其中的代表作。《卖炭翁》中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揭露宫市制度对百姓的掠夺；《轻肥》里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以宦官的奢靡对比灾民的惨状；《红线毯》则痛斥 “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的苛政。这些诗语言通俗，直击时弊，被百姓传唱于街头巷尾，却也触怒了权贵。
元和五年（810 年），白居易因弹劾京兆尹李实 “暴敛民财”，被外放为京兆府户曹参军。离开谏官岗位时，他写下《初贬官过望秦岭》：“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望秦岭上回头立，无限秋风吹白须。” 虽有不舍，却无悔于自己的直言敢谏。
三、江州司马：《琵琶行》里的天涯沦落元和十年（815 年），宰相武元衡被刺身亡，白居易不顾自身官卑职微，率先上书请捕凶手，却被诬陷 “越职言事”，贬为江州司马。这场贬谪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也让他的诗歌从 “兼济天下” 转向 “独善其身”。
赴江州途中，白居易写下《放言五首》，“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的诗句，既是自勉，也是对世事的感慨。抵达江州后，他虽 “谪居卧病浔阳城”，却并未消沉，而是深入民间，体察民情。
元和十一年（816 年）秋，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送别友人，偶遇一位弹琵琶的长安歌女。歌女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因年长色衰嫁作商人妇，弹奏的琵琶曲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道出了 “同是天涯沦落人” 的悲怆。白居易感于此，写下《琵琶行》，全诗 616 字，将歌女的身世与自己的贬谪之苦融为一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的共情，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篇章之一。
在江州，白居易还写下《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诗中对自然的细腻观察，展现了他心态的转变 —— 从对官场的失望，转向对自然与生活的热爱。
四、苏杭治政：“心中为念农桑苦” 的民生情怀元和十三年（818 年），白居易迁任忠州刺史。在忠州，他 “修水利，劝农桑”，带领百姓开垦荒地，种植柑橘，写下《种橘》诗：“迁官受边服，辞家从一官。果园新雨后，香台照日边。” 当地百姓为纪念他的功绩，将他种植的柑橘称为 “白公橘”。
长庆二年（822 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他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疏浚西湖，修筑堤坝，“筑堤捍湖，蓄水灌田千余顷”，这条堤坝后来被称为 “白公堤”（今西湖白堤）。他在《钱塘湖春行》中描绘西湖美景：“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诗中不仅有对景色的赞美，更藏着对民生的关怀 —— 堤坝修成后，杭州 “岁无水旱之患”。
宝历元年（825 年），白居易调任苏州刺史。苏州当时因战乱导致 “田畴荒芜，户口流亡”，他采取 “减免赋税，招抚流民” 的政策，不到一年便使苏州恢复生机。他在《别苏州》中写道：“青紫虽被体，不如早还乡。喧喧车骑合，蔼蔼桑柘村。握手未及言，分手已成行。唯有樽前酒，离恨共一觞。” 表达了对苏州百姓的不舍。
无论是在忠州、杭州还是苏州，白居易始终坚持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在《观刈麦》中写道：“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对农民辛劳的深切同情，贯穿了他的为官生涯。
五、洛阳退隐：“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的闲适心境大和三年（829 年），58 岁的白居易因眼疾和足疾，请求分司东都，回到洛阳。此后，他历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虽仍在官场，却已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将更多精力投入诗歌创作与佛学研究。
在洛阳，白居易买下好友牛僧孺的旧宅履道坊，“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他在这里与刘禹锡、裴度等老友饮酒赋诗，唱和赠答，写下大量闲适诗。《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寥寥二十字，将冬日闲居的温馨描绘得淋漓尽致。
会昌二年（842 年），白居易与香山寺僧人如满结为 “香火社”，自号 “香山居士”。他出资重修香山寺，写下《修香山寺记》，并将自己的文集存放于寺中。晚年的他潜心佛学，却并未完全脱离现实，仍在《饱食闲坐》中写道：“红粒陆浑稻，白鳞伊水鲂。庖童呼我食，饭热鱼鲜香。箸箸适我口，匙匙充我肠。八珍与五鼎，无复心思量。扪腹起盥漱，下阶振衣裳。绕庭行数匝，却上檐下床。时逢邨里馈，兼受亲友饷。厌饱尚有余，率为邻叟粮。” 诗中对生活的满足与对邻里的关怀，展现了他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的人生哲学。
六、诗史不朽：“文章垂世自一事” 的文学影响白居易的诗歌成就，在唐代便已得到公认。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写道：“乐天诗者，人所爱重…… 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唐宣宗李忱在《吊白居易》中赞道：“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白居易的诗歌之所以广为流传，源于其独特的创作理念：一是 “尚实”，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二是 “尚俗”，追求语言通俗易懂，“老妪能解”，据说他写完诗后必念给老妇人听，听不懂就修改；三是 “尚情”，强调诗歌要抒发真情实感，“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
他的新乐府运动，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宋代的梅尧臣、苏轼，明代的李梦阳、何景明，都从他的诗歌中汲取营养。苏轼曾说：“乐天长短句，天下传唱，余每读之，甚觉有味。”
如今，白居易的诗歌已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长恨歌》《琵琶行》被改编成戏曲、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等名句家喻户晓。他的故里陕西渭南建有白居易纪念馆，洛阳香山寺、杭州白堤等地，都留下了纪念他的痕迹。
白居易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文人的价值，不仅在于写出传世的文章，更在于用文章关怀现实、体恤民生。他的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不仅是一种创作理念，更是一种社会责任。他的诗歌，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唐代的繁华与苦难；又如同一股清泉，滋润着后世文人的心灵。
当我们今天再次品读白居易的诗，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诗人的个人悲欢，更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与情怀。他的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的民生关怀，他的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的人生智慧，他的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的深情，将永远在中国文学的星空里闪耀，指引着我们如何用文字记录时代，用真情关怀人间。
正如他在《寄唐生》中所写：“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这份为民生而歌的初心，正是白居易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