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焉耆：暴雨冲出汉唐碎金！博格达沁藏着多少未解之谜？

#记录我的2025#1917年秋，新疆焉耆东南的荒野上暴雨倾盆。爱国学者谢彬在泥泞中踉跄前行时，突然看见当地村民正疯狂捡拾一座夯土城墙下的碎金片——阳光下，这些金屑如同星辰坠落人间。这一幕发生在一座被维吾尔语称为“宏伟高大之城”的遗址——博格达沁古城之下。他在《新疆游记》中以一首词感慨该遗址的沧桑与厚重：“垣基犹存二三丈，五门旧迹宛然，风雨后金屑满途”。

博格达沁古城遗址

博格达沁古城位于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四十里城子镇。古城呈长方形，周围有3000多米的夯土城墙环绕，总面积达6平方公里，是目前发现的新疆焉耆盆地最大的古代城址之一。残存的城墙、四面有带瓮城的城门，以及护城河遗迹清晰可见。城西北和东南各有一座小城拱卫，三城周边分布着大量堡垒群。古城东南有一片称为“黑讫达”的墓地，那些村民争相捡拾的碎金片就是雨水从城址或墓地中冲刷出来的。

那么这座神秘的“金屑满途”的城址到底是何人所建呢？这就要从2000多年前的焉耆国说起。

古代西域文明发源于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小块绿洲，大约4000多年前来自西北方草原的原始印欧人迁徙至此，与本地的羌氐等东亚族群融合，形成了早期的居民。焉耆语、龟兹语又被称为吐火罗A语和B语，是本地使用最广的语言，《大唐西域记》记载，焉耆文字 “取则印度，微有增损”，表明其与入主印度河流域的雅利安族群有较近的关系。这些族群依靠高山冰雪融水生存，沿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麓形成西域三十六国。《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以孝武（汉武帝）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

焉耆国的位置

其中位于天山中段的焉耆向东北方向可以到达吐鲁番盆地北部的车师国，向东南可以到达尉犁、墨山、楼兰等国，西部与邻国龟兹接壤，经姑墨、温宿等国直达帕米尔高原脚下的疏勒国，其扼守汉晋丝绸之路北道要冲，成为连接中原、中亚和南亚的关键节点。

焉耆国地理位置优越，天山雪水滋养其魂，开都河蜿蜒如银带穿境，东部博斯腾湖碧波映天，群山环抱若天然城垣。土地肥沃，稻麦丰盈，渔盐富足，加之丝路驼铃商队络绎不绝，是西域最富庶的国家之一，用“金屑满途”形容她的富庶一点都不为过。自汉唐至盛，佛寺千间林立，僧侣诵经声与笙箫胡琴共鸣，东来西往的文明在此碰撞生花，铸成丝绸之路上不朽的枢纽丰碑。

现代焉耆风光

《汉书·西域传》记载：“焉耆国，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近海水多鱼。”这里的“海”实为博斯腾湖——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吞吐湖。而博格达沁古城正好位于博斯腾湖西南12公里处的开都河冲积平原上，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这座古城是《汉书》所说焉耆都城“员渠城”。博格达沁古城临近博斯腾湖，又 “近海多鱼”，符合史书描述。

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古城做重点调查时，在建筑物灰坑中发现大量鱼骨。这些现象说明古城的居民以博斯腾湖的鱼类作为膳食蛋白质的来源。博格达沁古城面积约6平方公里，城墙为夯土筑成，里面用红柳树枝和芦苇加固，残存的城墙最高处接近5米，墙基底部厚5-6米，上部可见土坯砌筑的垛堞，五处带有瓮城的城门，以及宽约20米的护城河遗迹，说明这是一座雄伟的古城。

博格达沁古城鸟瞰图

这样的古城即使放在整个新疆地区，也是能够排进前五名，况且外围还有两座小城泰克利古城和喀拉马克沁古城拱卫，因此它极有可能是焉耆国的都城员渠城。从遗址文化堆积层可看出，这座古城修建于汉代，在唐代进行过大规模扩建，公元8世纪后随着战争的破坏和博斯腾湖水量的锐减，最终被废弃。古城西北0.5公里处的喀拉马克沁古城修建于汉代，面积约50万平方米，残存的夯土城墙高1.5-2米，基宽2-3米。学者推断此城可能是焉耆贵族早期的聚居地；古城东南2.5公里处的泰克利古城，城墙残损严重，地表只留下夯土基址，中心有两座相邻的大型土墩，推测为瞭望台或宗教建筑基址。它们与周边的烽燧群共同组成博格达沁古城的防御体系。

焉耆虽有“道险易守” 的地形利于防御，但其成为各大势力博弈的前沿阵地。焉耆在公元前60年随着西域都护府的设立被纳入汉王朝的统治之下，但由于靠近匈奴，长期处在汉匈势力的夹缝中求生。西汉末年至东汉早期，焉耆受匈奴控制，曾经两次趁中原战乱之际，联合龟兹等国攻杀西域都护但钦和陈睦，导致东汉一度放弃西域。公元94 年，班超以 “以夷制夷” 策略调集疏勒、于阗等七国兵力征讨焉耆。

班超收复西域进军路线图

焉耆王广虽然表面臣服，实则希望凭借“有苇桥之险，广绝桥”的易守难攻地形，继续对抗汉军。班超绕道渡河、设伏诱敌，最终在员渠城俘获广，另立亲汉的元孟为新王。此举为东汉重新控制西域奠定基础，史称 “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从此焉耆归附中原王朝。

汉王朝向来对藩属国慷慨，虽赏赐元孟等焉耆贵族一事在史书中仅以“当赏赐王侯以下”一笔带过，但博格达沁古城东南5公里处的“黑讫达”墓地的发现却远超人们的想象。黑讫达墓地因为时常有碎金片被冲刷出地表，又被称金圪垯墓葬，这也成为墓地被严重盗掘的主要原因。

黑讫达墓地

1975年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博格达沁古城外围考古调查时，确认黑讫达墓地属于汉 — 唐叠压的古墓群。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及碳十四测年，该墓地大部分墓葬为东汉（公元 25—220 年）焉耆贵族墓葬，与焉耆国彻底归附汉朝的时间线高度吻合 。考古工作者在一座被盗扰的竖穴土坑墓中发现了国宝级文物八龙纹金带扣，同时出土的还有汉代铜镜残片、包金铁剑及五铢钱等文物。

金带扣位于墓主腰部，因长期埋藏导致镶嵌的绿松石与红宝石多数脱落，但整体造型仍完整。金带扣呈马蹄形，长 9.7 厘米、宽 5.9 厘米，重约 48.45 克，采用模压捶揲成型，表面立体纹饰。主体为 1 条大龙与 7 条小龙在激流中翻腾，龙身以金丝焊接出鳞片与水波纹，缀满直径 0.1 毫米的小金珠和多颗绿松石；龙眼用红宝石代替，龙口微张似吞吐宝珠，龙尾卷曲呈火焰状，整体造型融合中原龙纹与西域水波元素，体现汉文化与西域文化的融合特征。

出土于黑讫达墓地的八龙金带扣

金带扣焊接工艺精湛，需在放大镜下才能看到细微的焊茬。带扣前端设活动扣舌与环孔，用于固定腰带，是汉代贵族服饰的核心部件。其八龙戏水图案象征 “八方归一”的边疆政治格局，与中原帝王 “九龙” 纹饰形成等级呼应，体现出汉代对藩属国的政治定位和等级划分，暗示墓主人可能是一位焉耆王。此外，龙纹与水波组合与龟兹克孜尔石窟 “龙王降雨” 壁画题材相似。汉代焉耆以小乘佛教立国，国王常兼任佛教 “转轮王” 角色，金带扣或为其宗教权威的物化载体。

类似的金带扣在安徽寿县东汉皇子刘延墓、朝鲜乐浪汉墓中均有发现，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学者普遍认为此带扣是汉朝中央赏赐给焉耆王的 “殊礼”，是政治臣服的信物，也许墓主人就是那位被班超拥立的元孟。

八龙金带扣细节部分

此外这座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中还有来自中原地区的包金铁剑、漆器以及西域本土的玉璧，还有用犍陀罗工艺制作的蚀花肉红石髓珠等物品。其中蚀花肉红石髓珠是将珠坯浸泡在碱性涂料（如碱、白鉛）或硝酸铜溶液中，再经加热处理，使颜料渗入玉珠内部形成设定花纹，此过程称为"蚀花咬色"，是印度河流域的传统工艺，与尼雅遗址汉墓出土同类饰品风格一致，印证了焉耆作为丝路枢纽的贸易地位。

黑讫达墓地的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物证明：博格达沁古城是焉耆盆地的政治中心，从侧面证明这里是焉耆国都员渠城。

新疆博物馆收藏的蚀花肉红石髓珠

焉耆以及员渠城的繁荣与丝绸之路的兴衰密切关联，自从焉耆在东汉彻底归附中原王朝后，一直到唐代，绝大多数时间它与内地政权都保持着友好交往的藩属关系，即使是在战火纷飞的五胡十六国时代，焉耆仍然向河西走廊的五凉政权纳贡称臣，使丝路长久保持畅通，为员渠城的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撑。时光流转，到了南北朝时期，焉耆在中原王朝与其他势力的博弈中，又迎来了新的复杂局面。

东晋十六国时期，驻守吐鲁番盆地的戊己校尉赵贞背叛前凉政权，西域长史李柏在焉耆、鄯善等国的支持下，于公元327年平定叛乱。前凉在吐鲁番盆地设置了高昌、晋昌两郡，首次将这里纳入中原王朝郡县体系。460年，割据吐鲁番盆地的北凉残余势力沮渠无讳被柔然吐贺真攻灭，扶持当地豪强阚氏主政，这便是高昌国的来历，从此吐鲁番盆地被草原游牧势力柔然、高车、突厥轮番控制。

高昌国与焉耆的位置

吐鲁番盆地向西北可沿天山南麓进入准噶尔盆地，经乌孙故地可以到达中亚里海、东欧黑海北岸，形成丝路天山北道。这条新的贸易通道削弱了焉耆所在的丝路中道地位。只是当时柔然、突厥十分强大，这些国家也无能为力。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新生的大唐如日中天，威名远播西域。《旧唐书・西域传》记载，耆王龙突骑支“遣使贡方物，复请开大碛路”，请求打通通往中原的丝路中道。唐太宗应允，但这伤及高昌国的利益，于是高昌王麹文泰，派兵袭击了焉耆，劫掠许多物资扬长而去。这成为唐朝收复高昌的绝佳借口。

然而当侯君集在贞观十四年（640年）攻灭麹氏高昌后，龙突骑支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对建立两国间的友好往来明显抵制。原来在焉耆被高昌袭击后，由于唐王朝没有及时“主持公道”，龙突骑支只好向中亚霸主西突厥汗国求援。双方一拍即合，龙突骑支将女儿嫁给西突厥重臣屈利啜之弟。此举使焉耆沦落为西突厥对抗唐王朝的屏障，导致其停止向唐朝朝贡，转而依附西突厥。这一联姻体现了焉耆在唐朝与西突厥两大势力间的战略摇摆。

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壁画中的焉耆王形象

贞观十八年（644 年），安西都护郭孝恪上书请求发兵讨伐焉耆，扫清大唐与安西都护府之间的障碍，此举得到唐太宗同意。此时，焉耆也发生内乱，国王龙突骑支的弟弟颉鼻、栗婆准因不满哥哥背叛唐朝，遭到打击，遂前往唐军控制的西州寻求政治避难。郭孝恪便以栗婆准为向导，亲率 3000 步骑从银山道急速行军，突袭焉耆，俘虏了龙突骑支。郭孝恪设置了焉耆都督府，成为安西都护府四镇之一，留栗婆准监摄国事。但唐军撤走不到三天，西突厥的屈利啜就率领援军驰援焉耆，并囚禁了栗婆准。

突厥在南北朝晚期开始经营西域，有众多的支持者，而焉耆境内又是突厥处月部的大本营。屈利啜的入侵使刚收复的西域再度陷入动荡。此时，突厥名将阿史那忠临危受命。这位原东突厥王子在贞观三年（629年）曾助李靖生擒颉利可汗，唐太宗为表彰其功绩，将其封为左屯卫将军，并将养女定襄县主下嫁给他。从此这位突厥王子开启了效忠大唐的传奇人生，为唐朝的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做出突出贡献，深受唐皇室信任，被誉为“唐朝的金日磾”。

阿史那忠画像

阿史那忠的突厥王室背景与军事才能成为稳定西域的关键。他被委派前往西域安抚突厥旧部，先在进军途中于阴山一役击败薛延陀，斩断西突厥左臂。到达西域后，他又率部走访从罗布泊鄯善到天山中段的焉耆，以及帕米尔高原的罽宾等国，恩威并施，使“诸戎瓦解”，西域的动荡局势很快被平定。阿史那忠也因功被授予上柱国军衔。

咸亨元年（670年），吐蕃攻陷大唐西部十八州，名将薛仁贵在青海大非川战败，安西四镇尽失。已过花甲之年的阿史那忠再度临危受命，被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封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手持当年唐太宗赐予的"右玉钤卫将军"龟符，重启西域经略，凭借个人威望和军事智慧，使被吐蕃裹挟的疏勒、于阗等国重回大唐怀抱。

两次平定安抚西域的光辉事迹，也在阿史那忠的墓志铭上也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公衔命风驰，慰抚西域，旌悬拗泽，跨越葱河，处月、焉耆共稽王略，公扬威电击，诸戎瓦解”。

阿史那忠墓志铭拓片

2013年，西北大学联合考古队在系统清理博格达沁古城时，发现了一枚唐代军事调兵凭证——铜龟符。这件铜龟符可能就是阿史那忠当年平定西域时的调兵龟符。其腹部阴刻的“同”字是调兵验真的核心标识，周围环绕阴文“右玉钤卫将军员外置阿史那伽利支”。学者结合史料考证，“阿史那伽利支”可能是阿史那忠的原名，其归唐后被赐名“忠”，但突厥本名仍然在墓志及部分史料中沿用。

龟符的官职信息与阿史那忠的军事履历也高度契合：唐高宗时期，六十五岁的他曾任西域道行军大总管，镇守安西四镇中的焉耆、龟兹等地，负责边疆防务与军事调度。唐代“玉钤卫”属中央禁军系统，主管宫禁宿卫与边疆戍卫，“员外置”表明这一职位为临时增设，可能与阿史那忠作为突厥降将的特殊身份有关。

作为调兵信物，龟符遵循唐代“符不离袋”的严格制度，需左右两半合验“同”字方能生效。阿史那忠在平定焉耆之乱、稳定西域局势的过程中，需频繁调动军队或传达政令，其持有的左符需与长安保存的右符契合，体现了唐代《通典》记载的“右在君，左在将”的兵符管理制度。

博格达沁古城出土的唐代铜龟符

龟符的出土地点在博格达沁古城，表明这里就是唐代焉耆都督府治所，与阿史那忠墓志记载的军事活动范围完全重合。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文献中突厥降将官职体系的细节空白，更揭示了唐代“以夷制夷”政策的实践：通过赋予降将合法身份与象征权力的符节，既认可其军事能力，又强化其对中央政权的忠诚。铜龟符的造型融合玄武（龟）的祥瑞寓意，暗合武则天时期强化皇权正统性的政治隐喻。

然而百年后，“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大唐盛世在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中戛然而止，唐朝紧急调离安西、北庭、河西三镇的精锐唐军回内地平叛，导致西域驻军锐减至不足万人。吐蕃趁机在763年攻占河西走廊，切断西域与中原联系，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焉耆）陷入孤立中。安西节度使郭昕、李元忠虽然多次遣使绕道回鹘向长安求援，但唐廷已无力做出实际支援。

唐代安西四镇大体位置

安西军失去朝廷补给后，被迫屯田自给，甚至铸造“大历元宝”等自制货币维持军需。2013年的清理发掘中，博格达沁古城就出土了2000多枚钱币，包括如下表所示的种类，构成一部“会说话的史书”：

其中萨珊银币是波斯王朝在公元3—6世纪强盛时期铸造，是随两地的贸易交流流通到焉耆国都的，代表了焉耆在丝绸之路黄金时代的繁荣状态；部分开元通宝背面刻有“突骑施”三字铭文，是阿拉伯帝国在750年扩张到中亚后，衰落中的大唐与西突厥别部“突骑施”联合应对阿拉伯的扩张，印证了唐朝与西突厥余部的军事同盟。而出土的大历元宝，制作工艺粗糙，且在出土地发现了冶炼遗址，印证了《资治通鉴》中关于安西军私铸钱币渡过难关的记载。

安西军铸造的大历元宝

除了钱币之外，在古城内的多处灰坑中还发现了混杂汉文、粟特文、婆罗米文的文书，绝大多数文书已残破，内容涉及行政、法律文书，佛教典籍以及私人书信等种类，显示出多族群混居的特征，印证了该城在丝路商贸交通枢纽的地位。

大唐衰落后，焉耆成为吐蕃与回鹘两大势力争夺的战略要地，据《资治通鉴》记载，789年，吐蕃大将论莽热率军围攻焉耆，安西军在节度使郭昕的指挥下以“草根树皮为食”死守，最终因弹尽粮绝，员渠城陷落。

之后在公元8世纪末，回鹘短暂占领该城数年，但回鹘汗国在840年被黠戛斯攻灭后，焉耆再度被黠戛斯、葛逻禄、高昌回鹘等部轮番攻破，员渠城也在一次次战火摧残中化为废墟。加之塔里木河的改道，博斯腾湖水量锐减，员渠城远离水源，不再适宜人类居住，最终被完全废弃。

公元十世纪末的西域政治格局

站在博格达沁古城残存的夯土城墙上，风里还裹着开都河的潮气。夕阳把城墙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条被岁月磨褪色的丝带，一头系着两千年前的驼铃，一头拴着今日牧羊人的鞭响。

城墙缝里还嵌着细碎的金屑，被风沙打磨得愈发闪亮，恍惚间似乎能看见东汉的使者带着丝绸穿过瓮城，唐代的士兵倚着垛堞擦拭甲胄，胡商牵着骆驼在护城河桥头清点银币。那些曾在城中流转的语言 —— 汉语的政令、焉耆语的歌谣、粟特文的账本，都已随着炊烟散入天际，只剩夯土里的红柳根还在倔强地提醒着：这里曾有过街市喧腾，有过佛号悠扬，有过金戈铁马，也有过丝路商人深夜围坐时，不同口音讲述的远方故事。

博格达沁古城的垛堞

天地无言，唯有风在城墙间反复诵读着那些未被书写的篇章。这座被称为 “宏伟高大之城” 的遗址，早已把繁华揉进泥土，却在每一场雨后，仍会让零星的金屑从历史深处探出头来，像是在轻声叩问：还记得吗？这里曾是西域的心脏，每一次跳动，都连着中原的脉搏，连着中亚的商路，连着万里之外的长安月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