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阴山考辨（下）

作者：鲍桐

文章出处：《阴山文化研究》

四

突厥和突厥汗国的兴起，使整个大漠南北的军事政治态势为之一变。为历代中原封建王朝和漠北游牧民族政权争夺焦点的阴山，它的名称和涵盖当然不能不发生相应变化。

突厥的兴起，始于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时期。他们从阿尔泰山东向，击败、并吞蠕蠕而据有整个漠北，建立了强盛一时的突厥汗国。他们利用当时北齐、北周割据的局面，把自己的统治区域一直推到漠南地区，阴山、乌拉山和狼山都成了突厥汗国的一部分。所以，《北齐书》《周书》和《北史》有关阴山的记载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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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81年，杨坚建隋不久，开始了与突厥汗国争夺漠南的激烈斗争。由于阴山所处战略地位极端重要，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于是，有关阴山的记载重现于史册。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阴山以它挺然而立的雄姿再次出现时，已不再被称为阴山了。

隋代阴山的称谓，并不很统一。《隋书•赵伸卿传》记载，开皇十七年（597年），赵伸卿“随高颖指白道以击达头。仲卿率兵三千前锋，至族蠡山与贼相遇，交战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复破之。虏千余口，杂畜万计。突厥悉众而至，仲卿为方阵，四面拒战。经五日，会高颖大兵至，合击之，虏乃败走。追度白道，逾秦山七百余里”。这里所说的“秦山”因为和“追度白道”相连，除阴山以外，就不可能做别的解释。可知，隋时阴山亦间或称为秦山。但更多的是以大斤山之名来称阴山。《隋书•突厥传》载，开皇十九年（599年），突厥“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其国大乱。遣太平公史万岁出朔州以击之。遇达头于太斤山，虏不战而遁”。《隋书•史万岁传》亦说：“开皇末，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上令晋王广及杨素出灵武道，汉王谅与万岁出马邑道。万岁率柱国张定和、大将军李药王、杨义臣等出塞，至大斤山与虏相遇”。但是，当时为什么改阴山为大斤山，未见有相应的资料可以说明，只好暂时付之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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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唐之后，阴山的称谓显得更为杂乱一些，除了阴山之名重新使用以外，出现于史册的还有青山之名。

《旧唐书•突厥传》说，隋末“值天下大乱，中国人奔之者众，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又说“太宗贞观元年（627年），阴山以北薜延陀、回纥、拔也古等部，皆相率背叛”。《旧唐书•太宗纪》载，贞观四年（630）二月“甲辰，李靖又破突厥于阴山。颉利可汗轻骑远遁”。《旧唐书•李靖传》对此讲得更清楚。说李靖“选精骑一万，资二十日粮，引兵自白道"袭击突厥。他出发以后，“督师疾进，师至阴山，遇其斥候于余帐，皆俘以随军”。李靖既是从白道“督师疾进”而达于阴山的，这里的阴山当然就是今天的大青山了。但是，《唐书》为什么改《隋书》大斤山之名而恢复阴山旧称，也还是难以解释清楚的。

另外，据《旧唐书•李勣传》载，唐贞观十五年（641 年），“薜延陀遣其子大度设，率骑八万南侵李思摩部落。命勣为朔州总管，率轻骑三千，追及延陀于青山，击，大破之”。和隋时一样，当时阴山还继续被人称为青山，因为据《旧唐书•突厥传》载，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颉利可汗被俘以后，颉利族人李思摩被封为“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令统颉利旧部落于河南之地，寻改封怀化郡王。及将徙于白道之北，思摩等咸惮薜延陀，不敢出塞”。因此，唐太宗“遣司农卿郭嗣本赐延陀书”，严厉告诫薜延陀“尔在碛北，突厥居碛南，各守土地，镇抚部落，若其逾越，故相抄掠，我即将兵，各问其罪”。所以，《李勣传》中所说的青山，是非阴山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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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山，唐人称之为木刺山、牟那山、跋那山、纥那山等。《旧唐书•郭子仪传》载：“天宝八载（749年），于木刺山置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命子仪领其使，拜左卫大将军。”元和八年（813年），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吉甫在《请修天德旧城以安军镇》的条陈中说：“其城居大同川中，当北戎大路，南接牟那山钳耳嘴。山中出好材木，若有营建，不日可成。牟那山南又是麦泊，其地良沃，远近不如。”唐天德军城遗址，现已没入乌梁素海，稍南即乌拉山。钳耳嘴，当今乌拉特前旗西山嘴北，乌拉山西端，因形似而得名。所以，李吉甫说的牟那山，就是乌拉山。其实，牟那山、木纳山、跋那山、纥那山，就文字表述而言，都是一音之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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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认真加以辨析的是唐人把阴山北麓的又一座山体，从原阴山涵盖内析出，称为生头朝那山。然而，以往的注释家们都把新析出的牛头朝那山和牟那山即乌拉山相混，造成对有关历史事住阐述的失实。

《资治通鉴》载，唐高宗弘道元年（683年）五月，“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寇蔚州，杀刺史李思俭，丰州都督崔智辩将兵邀之于朝那山北。兵败，为虏所擒”。胡三省在“朝那山北”句下注云：“朝，丁度《集韵》音与邾同。牛头朝那山在丰州河北。”《旧唐书•张仁愿传》载：“时突厥尽众西击突骑施、娑葛，仁愿请乘虚夺取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而且，“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云祠内中城，与东西两城相去各四百余里。皆据津济，遥相应接，北拓地三百余里。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行文稍有不同，说是仁愿筑三受降城，“北拓三百余里，于牛头、牟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下加注曰：“《考证》：《唐书》《通典》并误作‘朝那山’所’，后人或即指为安定之朝那，失之远矣。‘一千百八百，作‘百八十所’。”清人顾祖禹也说：“牛头、牟那山，在废中受降城西北。唐景龙（770-709年）中，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又于牛头、牟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他认为：“或认为牛头朝那山。永淳（682年）初，突厥入寇，丰州将崔智辩与战于朝那山，败绩，即此。”李秀洁先生的《释阴山》也说，牛头朝那山，“今学者多以为即乌拉前山”（《禹贡》1937年第入、九期合刊）。和李吉甫、顾祖禹的见解颇为接近。《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著者们，摆脱了旧说的束缚，把牛头朝那山和乌拉山区别开来。但他们将牛头朝那山绘于今固阳县东南的村空山亦未切当。从现有文献和考古材料看，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托克托城的‘大皇城’，即唐东受降域”，已经确认。中、西受降城的准确位置，虽还有待地下文物的证实，但中受降城在今包头市郊和西受降城后期在乌拉特前旗境内，为大致公认的看法。张仁愿修筑三受降城并设置烽堠，形成一个地区性的边防体系，目的是在遏制、阻止突厥的南下，确保漠南，尤其是朔方节度使所辖阴山以南地带的安全。阴山北支的色尔腾山，东起固阳县的村空山，西到由乌拉特前旗通往中旗的乌不浪口，整个山势自东阻西，连绵不绝，应当是唐代从阴山涵盖内析出的牛头朝那山。若是，则阴山之南的三受降城自能成其“遥相应接”之态势。所修“一千八百所”烽堠连成一体，在阴山之北形成一条拱卫三受降城的防线。正是这样一个区域性的边防体系，收到了“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的实际效果。如若牛头朝那山被人为地分为牛头、朝那山，进而又将朝那山误为牟那山，不仅“北拓地三百余里”不好理解，绝突厥“南寇之路”的目的亦难实现。所以，第一，牛头朝那山是一个山体，不能砍成牛头、朝那山两座山体；第二，牛头朝那山就是阴山西北支的色尔腾山，而不是阴山西南支的乌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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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狼山。仍不属于阴山涵盖范围。《旧唐书•裴行俭传》载，唐“调露元年（679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反，单于管内二十四州并频应之，众数十万”。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奉命率三十余万唐军破之于黑山，突厥“余党走依狼山”。《新唐书•地理志•安北都护府》下有“狼山州，永徽元年（650年），以歌遣禄右厢部落置为都督府，隶云中都护。显庆三年（658年），为州隶属”。从隋唐时期的有关史文中，人们同样是得不出“狼山为阴山山脉一支”的结论来的。当时阴山的涵盖不仅未及狼山，而且今色尔腾山从它的涵盖内析出，是被称为牛头朝那山的。

五

自辽以后，直至明清之际，阴山、乌拉山、狼山，在不同时期，因谐音等诸多方面的关系，在有关史籍的行文中稍有变异，但前后承袋的轨迹消晰可见。它们仍然是备自独这的山体，互不涵盖，也互不统属。当然阴山山脉等这一近代地理学概念还未形成。

辽代，今大青山仍名阴山。辽太祖神册元年（916年）七月，耶律阿保机“来征突厥、吐泽、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其户方五干六百，铠甲、兵仗、器服九十余万，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八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勒石纪功于青塚南”。到十一月，“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选有功者领之”。紧接着又于“十二月，收山北八军”。文中所说的“青塚”，当是昭君坟无疑；“阴山”就是今大青山；“山北”当然也只能是今大青山以北的漠南地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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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册五年（920年），“八月己未朔，党项诸部叛”。九月，“皇太子率迭刺部夷离堇汗里轸等，略地云内、天德。冬，十月辛末，攻天德。癸西，节度使宋瑶降，赐弓矢、鞍马、旗鼓，更其军日应天。甲戍，班师。宋瑶复叛。丙子，拔其城，擒宋瑶，俘其家属，徙其民于阴山南”。这里所说的阴山，就是今大青山。因为，辽在攻占“阴山南”以后，设丰州州治于今呼和浩特东郊白塔车站南的太平乡一带。

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年），五月“西河路招讨司奏：‘阴山中产金银，请置治。’从之。复遣使循辽河源求产金之所”。《辽史•食货志》亦说：“圣宗太平（1021—1030年）间，于潢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并兴治采炼。”两处的记载是一致的，所说的阴山也都是指今大青山。

辽末天祚帝西逃到今夹山带，经常得到“阴山谟葛失”部的支援。如保大二年（1122年），四月，“谟葛失部赆马驼食羊”。五月，“谟葛失部以兵来援”。保大三年（1123年），“金师围青冢塞，雅里在军中，太保特母哥挟之出走，间道行至阴山”。保大四年（1124年），秋七月，“天祚既得牙林耶律大石兵归，又得阴山室韦谟葛失兵，自谓得天助，再谋出兵，复收燕云”。“上遂率诸军出夹山，下渔阳岭，取天德、东胜、宁边、云内等”。上述引文中的阴山，都是指大青山的。应当指出的是《辽史》所说的阴山，都是不含乌拉山的，因为文中的“青塚”，据《辽史•地理志•丰州》注云：“即昭君墓。““渔阳岭”则为今呼市北的蜈蚣坝。由此可以推定“夹山”应当是今内蒙古武川、固阳两县之间大青山中的基一狭长山谷。从天祚帝活动的踪迹看，他的活动范围没有到达乌拉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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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山，辽仍称牟那山，而西夏则称之另午腊蒻山。《辽史•地理志•天德军》称：“又有牟那山钳耳嘴城在其北。”这里的牟那山当然是乌拉山了。然而，《江史.圣宗纪》则说，开泰二年（1013年），七月，“西南招讨使政事令斜轸奏：‘党项诸部叛者，皆遁黄河北模赧山。’”可知当时乌拉山还有模赧山之异名。

西夏元昊（1032-1048年）时，“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自河至午腩蒻山七万人，以备契丹。（《宋史•夏国传》）这里的“午腊蒻山”，就是乌拉山。看来辽、更的行政区划恰好是以乌拉山为限：乌拉山以东为辽，所以辽天柞帝的活动一直局限于乌拉山以东；乌拉山以西属夏，所以夏派驻“七万人以备契丹”。

狼山为西夏辖区，在我们翻检所及的有关史籍中，不见记载。

金仍称大青山为阴山。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年），“辽主保阴山”。七年（123年）四月，“遣幹鲁宗望袭辽主于阴山”。稍后，因“闻辽主留输重青塚”，（《辽史•食貨志》）乃追袭之。《金史•宗望传》叙述余望西向追击辽天祚帝时，也一再提及阴山。如“辽主走阴山”，“辽主尚在阴山、天德间”，“袭辽主于阴山、青塚之间”等。这里所说的阴山，都是指今大青山。《金史•西夏传》所载天辅六年（1122年），“金破辽兵，辽主走阴山。夏将李良辅将兵三万来救，辽次天德境野谷”。天会二年（1124年），“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乙室耶刮部吐禄泺之西以赐之”。这里的阴山，也都是专指大青山而言的。

宋朝，因阴山、乌拉山和狼山都不在它的行政区域之内，史籍记载很少。

元代的阴山，名为祁连，意即天山。据清雍正朝所修山西《朔平府志》收录的《丰州平治甸城峪道碑》说：“（丰州）郡南负黑河青家，古迹仍存。郡北一舍，有环绕之山，名曰祁连，中有捷径故道甸城山谷。”（《朔平府志》）碑文是元人李文焕撰于延佑七年（1320年）。可知当时元人称阴山为祁连。据有关史籍记载，祁连一词，原为匈奴语“天”。鲜卑语亦称天祁连。《魏书•尔朱荣传》云：“秀荣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测，相传曰祁连池，魏言天池也。”元人改称阴山为祁连，或为蒙古语中留存的古匈奴语或鲜卑语的表现，亦未可知。

乌拉山和狼山在有关元代的史册中，就我们翻检所及的范围，尚未见著录。

明初今大青山又恢复阴山之名。曾扈从明成祖朱棣北征的金幼孜在所著《滦京百咏集•序》里，就这样说过：“余当扈从北征，出居庸，历燕然，道兴和，逾阴山，波碳卤大漠。”然而，到明中期以后，大青山之称日渐普遍。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瓦刺也先俘虏了英宗朱祁镇等人后，曾将他们先后拘禁于大青山，青冢、九十九泉和东胜等地，王世琦在《云中筹俎考》申称：“俺答哈（即阿勒坦汗），在大同边外大青山、昭君坟、丰州滩驻牧。”特别是《万历武功录.俺答传》有关大青山的记载，几乎随处可见。嘉靖“十八年（1539）正月，于是吉囊、喇不台吉往大青山迤北”’。“（铁）莽乃言，吾领小把都之众三百余人，居大青山迤北，去俺答二百里远。”“是时，五月将尽，塞外早虫将生，虏多移壁大青山。”“委兀儿馍可一万，居大青山。“隆应六年（1572年）四月，俺答请工师五彩，建寺大青山。”“水邰卜大成所牧在大青山后。”（《万厉武功录•俺答传》）但也有的史书称之为青山的，《明史•外国传•鞑靼》就说是：“俺答常远处青山”。顾祖禹说：“明嘉靖（1522—1566年）初，中国人叛逃出边者，升板筑墙，盖屋以居，乃呼为板升，有众十万。南至边墙，北至青山，东至威宁海，西至黄河岸。“也有的史书仍然沿用阴山旧称的，如《云中处降录》就说：“俺答最雄杰全谋略，有众十余万，驻牧丰州滩、东胜之间，阴山之麓。”（魏焕《云中处降录》）阴山旧名渐使人感到生疏起来。

明代乌拉山被称为母纳山、没纳山。宣德元年（1426年），“时脱欢与阿鲁台战，败之，遁母纳山、察罕脑刺之间”。《北虏世系》则说，威正叩雅拜台吉，“即答度台吉，授百户，在大同边外丰州西没纳山（河）住牧，离边七百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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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山，明代史籍未见著灵。

清代、阴山之名为大青山更为普遍。康熙二十八年（1699年），清政府“设河宝营，差满官督牧大青山木税”。“四十一年（1702），大青山木税，归并杀虎口兼辖。”《清史稿•地理志•归化城》注文说，城“北大青山，即阴山，古白道川”。清人钱良择在叙述他出使俄罗斯途中，说是“初三日出居庸关，十八日至归化城，二十一日逾阴山，至昆都勒河”。雍正朝《山西通志》说：“大青山，东接察罕脑儿界，迤北而西，直抵袄儿都司，以黄河为界。北有数口，皆通大漠。高百余仞，袤三百余里，广百余里。中产松柏材木，望之苍翠，似画屏。”并说：“大青山即阴山、黑山。”同为雍正朝修的山西《朔平府志》亦称：“大青山后诸蒙古环列，若众星拱焉。”说是“达昭君坟，逾黑河，东登白登，北望阴山，西临河”。可见，大青山之名已相当普遍了。但要究其原因，却不是件易事。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古丰识略》的作者张曾。他认为：“前代无大青山之名，国朝始有之。疑我太宗征服察哈尔，收复土默特部落，北人悦服，因以‘大清’二字名其山，后复讹‘清’为‘青’也未可知。”这很难说是严肃的探索，是以主观的臆测，用来阿谀清朝统治者的。

乌拉山，《清史稿•地理志•内蒙古•乌拉特部三旗》云：“西木纳山。”马冠群在所著《蒙古地略》中说：“木纳山在旗西。”后来何以改木纳山为乌拉山，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其一乌拉特三公旗地，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乌拉地，遂以名山。甚二，明时瓦刺的一支，迁居今乌拉特前旗，后归顺清王朝，瓦刺转音为乌拉，因以名山。但这两种说法，其实都难于找到恰当资料，用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乌拉特•山川》也有“木纳山，在旗西”的注文。另外据《清实录•文宗实录》载，咸丰元年（1851）九月，理藩院的一则奏折中说“遵查乌拉特三公旗所属穆纳山，产有木植，向系官为开采。嗣因民人扰害蒙古，部议封禁”云云。看来，乌拉山之名的出现和使用，当为晚清的事了。

消代，狼山的名称也是不统一的。《清史稿•地理志 •五原》载：“西北阳山，北阴山。”可见，当时狼山商沿用阴山的旧称，而且和阴山是被明确地区别开来的。

嘉庆朝重修《大清一统志》也仍然以阳山称之，并注明是“在（乌拉特）旗西北二百里，蒙古名洪戈尔”。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部《大清一统志》中，还另载有狼山，注文说：在（乌拉特）旗东四十里，蒙古名绰农拖罗海”所指当然不是今天人们所说的狼山，不能混同。其实，清康熙时期，两狼山的今名已见记载。《圣武纪》卷三附录《直隶总督于成龙年谱》中，就说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亲征喝尔丹时，“因挽输重大，特起于公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统督运中路大兵粮饰”，于当年“三月二十日，公督领粮车次第前进”。第二年，康熙“驾幸宁夏次云中，数日复奉金先行，前三月十三日人宁夏。十六目，接驾于黄河渡口，上抚公肩密谕良久，内外不得而知也。后三月十五日，由宁夏起程，粮用牲驮，上命西安副都统带甲三百副护卫，仍救公节制。上回銮，公为总统，率诸侍郎北进，至船站石嘴，遥遵恩命，代赏蒙古官兵，外番统领皆膝行听命。阅日启行，有地名戈必，乏水草，约二百余里。先探此为北进孔道。至是闻前进兵马大受困馁，适差守备林之本赍送大军口粮，兼令探取水草善地。林夜行失向导，令军士即地环坐以待明旦。少顷，明星出，望星而走，忽抵黄河，就水饮马作食，西北山峰影影，导引前进，蒙古曰：‘此即两狼山也。’因率众望山趋行一日，薄暮得水草。次日仍望山趋行，遂掘地得甘泉，能饮人马数千。于是避戈必之涸，就此地之善，即报请移台于此。三日过两狼，自此长驱直达大将军营”。既然康熙时就已经使用两狼山之今名，嘉庆朝重修的《大清一统志》所载的狼山，就不太可能是今天的两狼山，何况还明确说“在旗东四十里”，实不易混淆。

六

近代山脉之说，是就山体的地质构造而言的，专指带状起伏延伸的山群，而不指单独的山体或山峰。这种科学概念的形成，不仅有待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也有待于人们地理知识的积累，还需要逐步获得相应的测绘手段。据清人魏源（1794-1857年）说，早在唐代，著名学者僧一行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一些山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曾试图加以论述。所以魏源在他所著的《北干考》中，就这样说过：“说《禹贡•山川》者，有三条四列之说，而唐僧一行‘河山两戎’，尤为后人所祖，其言日：‘北戎自三危、积石负终南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垣至涉貊、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但魏源也指出，僧一行“以贺兰山、阴山为天山一支，是为小误。盖天山之脉，尽于玉关，而贺兰、阴山则为和阗中干之支，非天山之支也”（卜海著易堂印《小方壶壽舆地丛钞》）。可惜对于僧一行的学说，由于资料有限，我们只能通过魏源的转述而密其一好下。

以我们接触到的一些材料看，明人王士懋亦曾试图总论中国的山脉，并且认为是统属于昆仑三龙的。我们所讨论的阴山，是他所说的北龙中的一部。他认为：“昆仑据地之中，四旁山麓，各入大荒。入中国者，东南支也。其支又于塞外分三支。左支环阴山、贺兰西入，起太行数千里，出为医巫闾，渡海为止，为北龙。虽然他的识见也并不高，甚至把阴山、贺兰山的东、西位置都弄错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说的阴山，已不是前人所说的单独的山体，而是包括狼山在内的阴山山脉了。当然，他是用龙这样一个中国人所特有概念来表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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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近世所说的阴山山脉，魏源在他所写的《葱岭三干考》中，提出他的基本思想。他说：“葱岭即昆仑，其东出之山分三大干，•••中干自于阗南山起祖，经青海，由三危、积石，绕套外为贺兰山、阴山，历归化城、宣府至独石口外之多伦湖而起内兴安岭，至内蒙各部而为辽东之长白山，以尽于朝鲜、日本。复分数支，其在大漠南、黄河北者为北支，在黄河南、汉水北者为中支，汉水南，江水北者为南支”（卜海茶易堂印（小方壶斋地丛钞））。尽管魏源也没有明确地提出山脉的概念，但是他毕竟是一位界于古代和近代之间的学者，已经捕提到了各个有关山体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分为三个主要群体，做了初步论述，虽无山脉之名，然山脉说的基本思想已孕育其中了。如果我们把他的学术思想和几乎早他一个时代的学者章学诚（1738—1801年）比较一下的话，倒可以看出我国学术思想由古代迈向近代的艰难步履。章学诚在《方志辨体》中说：“湖广旧志《山川》一门，取各府、州、县志载山川名目，仍依府、州、县次排列。山川名下之注，亦照册排列，此亦世俗通例，末足深柽。但如此排写，占纸四五百番，实与府、州、县志毫无分别。余意此等只应详州、县志，府志已当稍裁繁注，况通志乎？因聘明于形家言者，俾叙湖北十一府州山川形势，上溯夔、峡，下接江西，盘旋数千里间，分合回互，曲直向背，为长篇总论，而山川名目，有当形势脉络起伏响应者，则大书以入文裁，仍加分注，以详坐落，其文洒酒，凡三千余言，观者朗诵一过，则数千里间形势快如掌上观纹。至于无当形势脉络，支流断港，堆埠小丘，则但以小注记其总数于所隶州、县之下，且尽删其注文。前以所隶州、县为经，后以总论山川为纬，略仿《禹贡》、《职方》义例，用纸不及三十番而大势豁然。可谓意匠经营，极尽炉锤之功者矣。”（《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例》）不难看出，章学诚已不满足于罗列山体的旧志体，想要从总体上把握山川形势的基本脉络。但他还不可能像魏源那样，具体论述一座座绵延起伏的带状山群，并进而把它们区划为几大干。这不仅反映了他们所学之专，更反映了他们所处时代的不同。

任何一种学术思想，以至构成这种学术思想的一些基本内容，都不能不为时代所限。古人既囿于各自活动的地理环境，又限于世代积累的地理知识，他们不可能具有后人才能有的学术概念。所以，若用阴山山脉这个近代地理学概念，去解释或理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