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青山下的汉代遗迹：呼和浩特塔布陀罗亥城

大青山下的汉代遗迹：呼和浩特塔布陀罗亥城

作者︱孙树恒

一、不要小看大青山下的五个“大土堆”

国庆假期的呼和浩特，褪去了盛夏的燥热，多了几分秋高气爽的澄澈。抱着对历史遗迹的好奇，我前往大青山下参观那座藏在田野间的汉代古城，塔布陀罗亥城。按照导航指引，从市区出发，沿110国道向北行驶，过了讨思浩村入口约200米，路西的一片耕地里，两座不起眼的石碑和几处隆起的“土堆”，便是此行的目的地。古城背靠着大青山的蟠龙山，南面俯瞰着土默川平原，东边有小井沟，西面则是哈拉沁河。当地人更习惯称它“塔利古城”，名字源自蒙古语“塔布陀罗亥”，意为“五个大土堆”，而这五个土堆在当地还有“荒粮堆”的俗称，实则是五座汉代大型封土墓。可真正站在遗址前，才懂这“土堆”背后藏着两千年的时光重量。

穿过田埂间的小径，脚下是松软的泥土，偶尔能踢到几块带着纹路的陶片，后来才知道，这是汉代绳纹陶的残片，是古城最直白的“名片”。远远望去，古城的轮廓在田野间隐约可见，平面呈南北向的“回”字形，外城像一个巨大的方框，把中部偏北的内城稳稳护住。这种布局在《汉书·晁错传》中有明确记载，是当时汉代边塞地区较为普遍的城市布局。走近内城东墙，伸手触摸那素土夯筑的墙体，粗糙的质感带着泥土的凉意，城墙基宽足有15米，虽历经风雨侵蚀，仍有3米左右的残高，可比起史料里记载的汉代原貌，如今更像一道低矮的土坡，若不是石碑上“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字样，恐怕真会被当成普通的田埂。

城内很安静，只有风吹过庄稼的沙沙声。地表散落着不少砖、瓦碎片，有的带着清晰的绳纹，有的则是筒瓦、板瓦的残片，俯身捡起一块陶片，指尖能摸到岁月留下的磨损痕迹。内城地表散见的陶片尤为密集，除了建筑构件，还有罐、盆、豆等陶器残片，据说曾有人在此发现柱础、磨盘等遗物，这些都见证了古城曾经的热闹繁华。而外城地表所见文物较少，陶片多分布于南城门附近，这种差异或许与内外城的功能分区有关。在古城周边约1公里的范围内，果然看到了五座大型封土堆，最高的有8米，底径近50米，像五个沉默的守护者，矗立在田野间。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历史学家翦伯赞曾在《内蒙访古》里提到过这些封土堆，猜测其中或许藏着古城的“历史档案”，这话让我对着土堆多看了几眼，仿佛能透过土层，看到汉代的生活图景。

从古城出来，我又去了不远处的汉代古墓葬群，它在塔利村东南约400米处，和古城比起来，周围种着树木，三条硬化路穿插其间，显得干净规整。三座主要的封土堆格外显眼：南封土堆面积最大，约2166平方米，堆高10米，像一座小土山；东封土堆稍矮，6-7米的高度，顶部北侧还能看到被挖掘过的痕迹，让人忍不住揪心；北封土堆则更平缓些，4米的高度，默默依偎在田野里。墓西立着的保护标志牌，清晰写着“塔布陀罗亥汉墓”，提醒着每一个来访者，这里也是汉代历史的重要一环。

站在墓群旁回望古城，古城的规模相当大，分为内外两城，整体形状像是一个“回”字。那一刻突然明白，历史从来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这些能触摸、能看见的遗迹，它们在田野间静静伫立，等着每个愿意走近的人，听它们讲述两千年前的故事。

二、塔布陀罗亥城的历史价值

（一）自身核心价值

塔布陀罗亥城能成为呼和浩特地区的重要历史遗迹，绝非偶然，它的价值，藏在史料记载里，藏在考古发现中，更藏在对北疆历史脉络的梳理里。从《汉书·地理志》的明确记载，到翦伯赞《内蒙访古》的细致描述，再到现代考古的实证，这座古城一步步揭开面纱，成为研究汉代北疆历史的“活化石”。

首先，它是汉代边疆城镇建制的典型样本。古城“回”字形的布局，并非随意设计，而是汉代边塞防御体系的缩影。《汉书·晁错传》中提到，汉朝为抵御匈奴，会在“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设立城邑，这种“大城套小城”的结构，外城用于防御和驻扎普通士兵、手工业者，内城则是指挥中心和核心区域，既保证了军事安全，又兼顾了生活功能。从尺寸上看，外城南北约900米、东西850米，内城边长约250米，城墙夯筑技术成熟，基宽10-15米，这样的规模和规制，完全符合汉代县级城邑的标准。古城“北倚大青山的蟠龙山，南瞰土默川平原，东面有小井沟，西临哈拉沁河”，“负阴抱阳”的选址充满古人智慧，既便于防御匈奴南下，又能依托土默川平原发展农业，还可借助哈拉沁河的水源保障生活，这样的地理选择，正是汉代边疆城镇“军事与民生兼顾”理念的体现。

其次，它是汉匈关系演变的见证者。据史料记载，塔布陀罗亥城在西汉时属定襄郡武泉县，而定襄郡的设立本身就与汉匈战争紧密相关。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注：原文“公元前21年”应为笔误，据《汉书》校正），为北拒匈奴，朝廷将原云中郡一分为二，增设定襄郡，武泉县便是其中重要的军事据点。《归绥识略》记载：“定襄郡，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广衍，龙荒之最攘，突厥争力之，在朔北三百八十里，见唐书似今归化城。”《归绥县志》则提到：“盛乐城在归绥南，汉置盛乐县（今和林土城子），定襄郡西汉初是匈奴争战之地。”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遣大将卫青复出定襄，至陇西击胡”，将匈奴驱至漠北，此后定襄郡从战场转为汉匈交流的枢纽，“国泰民安，牛羊遍地”，成为汉匈“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的地方”。古城内发现的灰陶绳纹瓮、罐、盆、碗等生活用具残片，以及柱础、磨盘等生产工具遗迹，证明这里不仅有驻军，还有普通民众居住，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依托军队形成聚居，汉匈之间的物资交换、文化融合，或许就曾在这座古城里悄然发生。

再者，它填补了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沿革的关键空白。史料记载，呼和浩特地区最早的繁荣期在西汉，汉朝在此先后建造数十座以县城为主的城池，分布在今呼和浩特市郊及市辖区、旗、县，至今存留的汉代古城遗迹有30余处。塔布陀罗亥城作为其中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一座，与其他遗迹共同构成了西汉时期的城镇网络，证明早在两千年前，这里就已有成熟的行政与军事建制。从战国秦代的云中郡，到西汉的定襄郡，再到晋代、北魏的“定襄之盛乐”，古城的兴衰串联起呼和浩特从汉至隋唐前近800年的历史脉络，清乾隆年间，这里形成“塔利村”，成为归化城通往京津的“京羊路”和通往草原的“茶叶之路”节点，又将古城的历史延续到近代，让呼和浩特的“城脉”从未断裂。

更值得一提的是，古城周边的五座汉代封土堆和古墓葬群，是研究汉代丧葬制度与社会等级的重要素材。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曾游览塔布陀罗亥古城，并在《内蒙访古》中写道：“古城作长方形，分内外两城……在内城的地面上到处可以看到汉代的绳纹陶片。在城的附近有五个大土堆……如果把这五个大封土墓打开，很有可能发现这个古城的历史档案。”他还指出：“即阴山南北和黄河渡口一带的汉代古城，不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是由于军事的原因建筑起来的。严格地说，这些古城不能称为真正的城市，只是一种驻扎军队和屯积军用粮食武器的营垒。居住在这些城堡中的主要是军队，也有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但这些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是依靠军队生活的，只要军队撤退，这些城堡也就废弃了。” 封土堆高3-8米、底径24-48米的规模，以及墓葬群的布局，反映了汉代边疆官员或贵族的丧葬规格；若未来能进行科学考古发掘，或许能发现更多文物，进一步还原汉代北疆的社会生活、军事制度乃至文化信仰。

（二）与其他汉代古城的比较

1. 与内蒙古境内同期古城的异同

在内蒙古中南部的汉代古城群落中，塔布陀罗亥城与包头麻池古城、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共同构成了阴山南麓的防御与行政节点，但特质鲜明。

从共性来看，三者均为汉武帝北击匈奴后设立的边疆城邑，核心功能围绕军事防御展开。包头麻池古城出土的铁甲片、铜镞，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发现的铁铤铜镞、矛等武器，与塔布陀罗亥城地表散见的军事相关遗迹，共同印证了翦伯赞“边塞营垒”的论断。在建筑形制上，三者都采用夯筑城墙，且存在功能分区明确的特点——塔布陀罗亥城的“回”字形内外城、麻池古城的“吕”字形南北城、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的南中北三城叠加，均体现了汉代边疆城邑“防御优先”的设计逻辑。

差异则体现在规模与职能定位上。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作为定襄郡治所，总面积达350万平方米，远超塔布陀罗亥城（约76.5万平方米），且出土了“渔阳太守章”等封泥与官印，显示出郡级行政中心的规格；而塔布陀罗亥城作为县级城邑，未发现高级别官署遗存，更符合基层军事屯戍据点的属性。与包头麻池古城相比，塔布陀罗亥城的“回”字形布局更贴合《汉书·晁错传》中“要害之处设城邑”的记载，而麻池古城的“吕”字形结构可能与昆都仑河冲毁后的改筑有关，防御灵活性更强。此外，塔布陀罗亥城周边密集的封土堆墓葬群，在规模和完整性上，也优于麻池古城的零散墓葬遗迹。

2. 与西北其他边塞古城的对比

相较于河西走廊的玉门关遗址、河套地区的磴口包尔陶勒盖古城等西北边塞遗迹，塔布陀罗亥城呈现出“军事与民生并重”的独特性。

玉门关遗址作为丝绸之路的关卡，其防御体系更侧重线性防御，长城与烽燧结合紧密，当谷燧段长城用芦苇与沙砾叠筑，纯粹服务于边境巡逻与交通管控；而塔布陀罗亥城虽为军事据点，却出土了大量磨盘、陶制生活用具，显示出“驻军与民户共存”的聚落特征，这与临河八一古城（汉代临河县）所体现的“屯垦戍边”属性更为接近。在建筑材料上，塔布陀罗亥城纯用素土夯筑，与包尔陶勒盖古城掺加杂物的夯筑工艺不同，反映出不同区域的资源利用特点；而其“回”字形布局相较于宝坻秦城的不规则四边形带瓮城结构，防御层级更简洁，更适应北疆平原的开阔地形。

从兴衰动因看，塔布陀罗亥城与多数西北边塞古城一样，随汉匈势力消长而兴衰——汉武帝时期兴盛，东汉后因军队撤退而废弃，这与翦伯赞对阴山南北古城“军事驱动型存续”的判断完全契合。但区别于玉门关因丝路衰落而永久废弃，塔布陀罗亥城在清代因“京羊路”“茶叶之路”的兴起重新形成聚落，其历史脉络的延续性更为罕见。

3. 与中原内陆汉代县城的差异

相较于中原地区的汉代县城，塔布陀罗亥城的军事属性更为突出，行政与经济功能相对弱化。中原的汉代县城如河南偃师商城遗址，往往有明确的市井、官署、礼制建筑分区，出土大量货币、度量衡器具，体现出成熟的商品经济形态；而塔布陀罗亥城未发现此类遗存，地表文物以军事用品和生活必需品为主，符合“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依靠军队生活”的特征。

在城郭布局上，中原县城多为“单城制”，注重中轴线对称与功能分区；塔布陀罗亥城的“回”字形结构则以防御为核心，内城作为指挥中枢，外城承担防御与屯粮功能，这种布局在中原罕见，却与北方长城沿线城邑的设计理念高度一致。此外，中原汉代墓葬多有明确的墓室结构与精美陪葬品，而塔布陀罗亥城的大型封土堆墓葬形制简单，反映出边疆地区丧葬制度的简化性与实用性。

三、加强对塔布陀罗亥城的保护与开发

站在塔布陀罗亥城遗址前，一边是两千年历史的厚重，一边是现实保护的迫切，这座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虽已被列入保护名录，却仍面临着诸多挑战。考古资料显示，它是呼和浩特地区“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汉代古城之一”，塔利村5座大型坟冢是和古城同一时期的汉代遗迹，对其保护与研究，“对于了解呼和浩特地区的历史沿革，对于研究汉代大青山南麓的城镇建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可如今的现状，却与它的历史价值不相匹配。如果不是‘土堆’上两块石碑，我还真不知道这是极其珍贵的汉代古城遗址。这是古城保护的两大痛点：一是物理层面的防护缺失，二是公众认知度的不足。

首先，积极推进《塔布陀罗亥古城保护规划》。早在1996年，塔利古城和古墓葬就一同被确定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新城区文化体育广播电影电视局就编制完成了《塔布陀罗亥古城抢险加固工程立项报告》和《塔布陀罗亥古城保护规划》，还计划依托古城建设“百草园项目”，试图将保护与利用结合起来。可从现状来看，这些规划的落地进度仍需加快，抢险加固工程尚未全面展开，考古发掘工作也未大规模推进，古城仍处于“自然存续”的状态，风吹日晒、人为踩踏，都在一点点侵蚀着这座千年遗迹。

当地文物保护专家说“我们在知识、经验、技术、资金、时间以及持续性方面的资源都是匮乏的，这削弱了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的能力。”这句话点出了基层文物保护的普遍困境。要加强塔布陀罗亥城的保护，首先要解决“资源匮乏”的问题，一方面，需要上级部门加大资金与技术支持，落实《塔布陀罗亥古城保护规划》中的抢险加固措施，比如对受损城墙进行加固、清理现代坟墓、在南城门等文物密集区域设置物理隔离设施，防止人为破坏；另一方面，要引入专业力量，联合考古机构开展系统性考古发掘，摸清古城的布局、功能分区以及文物分布，为保护提供科学依据，避免盲目施工对遗址造成二次伤害。

其次，要提升公众的保护意识。很多人对古城的认知还停留在“土堆”层面，不知道脚下的陶片、身边的土墙是汉代文物。可以通过在遗址周边设置详细的解说牌，介绍古城的历史、考古发现和保护意义，尤其要突出翦伯赞先生的评价与史料记载，以及其与其他汉代古城的独特差异，让公众理解其价值；利用新媒体平台，制作短视频、图文内容，讲述塔布陀罗亥城从汉代军事营垒到清代商贸节点的变迁故事，让更多人知道呼和浩特还有这样一处汉代遗迹；甚至可以在节假日组织“文化探访”活动，邀请专家带队讲解，让公众近距离感受历史的魅力，从“被动忽视”转为“主动保护”，毕竟，文物保护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最后，要探索“保护与利用”的良性循环。单纯的保护容易陷入“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困境，合理的利用反而能为保护注入动力。可以依托已有的规划，在不破坏遗址本体的前提下，建设小型的遗址公园或文化展示区，设置步行道、观景台，让游客在不触碰文物的情况下，感受古城的格局；同时，结合呼和浩特的“北疆文化”建设，将塔布陀罗亥城纳入本地文化旅游线路，与大青山、土默川等自然景观联动，对比展示其与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包头麻池古城的异同，让古城成为展示呼和浩特历史底蕴的重要窗口，这样既提升了古城的知名度，也能通过旅游收益反哺保护工作，形成“保护-利用-再保护”的闭环。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历史遗产，塔布陀罗亥城的每一寸土墙、每一块陶片，都是北疆历史的“活见证”。正如高金贵所说，保护文物需要“用文化之心、责任之心、事业之心去呵护”。唯有尽快落实保护措施、提升公众意识、探索合理利用模式，才能让这座沉睡了两千年的汉代古城，不再在风雨中“衰老”，而是以更鲜活的姿态，将历史的文脉传承下去，成为呼和浩特乃至北疆地区的文化瑰宝。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经济30人专家组成员，呼和浩特市政协智库专家。第一期鲁迅文学院省级作协会员线上培训班学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 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副会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