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将军之女，22岁和姐夫私奔，同居15年后丈夫却说:我们不合适

1909年那个腊月，安庆南关高家大宅里，21岁的高君曼就那么提着个皮箱进了姐姐家，齐耳的短发往后一拨，箱子里除了新校服，就一本《天演论》，翻开第一页，写着俩字，自由。

姐姐高晓岚那时候正怀着三个月的身孕，给大儿子延年缠虎头鞋呢，姐夫陈独秀呢，刚被他嗣父给骂出门，就因为不拜孔子，还骂科举是“棺材梯”，君曼一抬头，就瞅见姐夫站在那回廊的尽头，手里紧紧攥着一支断了墨的毛笔，那眼里全是火。

晚上吃饭，高晓岚还是老规矩，男女得分开坐，君曼可不管那套，偏就坐到了姐夫对面，聊起了北京女子师范的化学课，陈独秀这才头一回发现，这个小姨子，竟然还晓得“元素周期表”。

后面那半个多月，俩人见面的地方就换到了藏书楼，木格子窗户透进来一点雪光，君曼就念她的英文，独秀就写他的檄文，一个教发音，一个给改标点，那呼吸声啊，越来越近。到了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上天，高晓岚在厨房里分灶糖，君曼呢，在书房里分墨，那墨汁一下溅到她袖口上，独秀弯下腰去擦，指尖一下子就碰到了她的脉搏，俩人猛地都缩回了手，就跟被电了一下似的。

除夕晚上，高家院子里放着爆竹，君曼悄悄塞了张字条到独秀的口袋里，上面写着，“明日陪我去江边看雪，敢否？”，这张字条现在还在安庆党史办存着，纸薄得跟蝉的翅膀一样，可那字，真是力透纸背。大年初一那天，江边的雪足有三寸厚，君曼开口就问，“你和我姐，有爱吗？”，独秀没说话，从怀里掏出写好的离婚草稿，君曼一把就按住了他的手，说，“先别撕，带我走。”

回北京的车票根本买不上，俩人干脆就买通了一条运瓷器的民船，船家收了十两银子，在船舱底下隔出个半尺高的空地儿，给铺了床稻草，1909年正月初七，船到了杭州拱宸桥，岸上的雪都化了，那泥水溅起来，跟给他们放炮仗庆祝似的。到了西湖边上，他俩先在“平湖秋月”后头的楼上租了两间房，一个月四块钱租金，独秀写他的稿子，君曼洗一家人的衣服，晚上冷啊，俩人就合盖一件呢子大衣，那大衣的肩膀上，还留着独秀当年在日本演讲时扯破的一道口子。

1910年4月，君曼怀上了，独秀去上海《神州日报》拿稿费，买了最晚一班船票回杭州，结果在码头上让同乡给撞见了，这消息一传回安庆，高家立马就炸了锅。父亲高登科气得摔碎了茶碗，大骂“败坏门风”，姐姐高晓岚倒是不哭也不闹，只是默默把君曼留在家里的那个绣花架子锁进了仓库，钥匙直接扔进了井里，这一辈子，再也没捞上来过。

杭州是待不下去了，俩人又转头去了上海，住进了法租界的老渔阳里2号，那石库门房子里，君曼在灶披间炖鸡汤，独秀就在客堂间写他的《敬告青年》，那油烟味儿和墨水味儿混在一起，成了一股说不出的味道，邻居们都说，这就是“自由”的味儿。

1912年，孩子生下来一双，鹤年和子美，君曼把胎盘就埋在了院子里的石榴树底下，独秀在树边上钉了块木牌，写着“自由之种”。1915年，《新青年》办起来了，君曼就负责抄稿子、校对、往印刷厂跑，有回排版的工人不做工了，她自己就上手去搬那些铅字，十个指甲缝里全是黑油墨，怎么洗都洗不掉，她还笑，说“这就是新文化的底色”。

1919年，五四运动闹起来了，独秀被抓了进去，君曼就带着两个孩子去看他，隔着那个铁栏杆，把一本《每周评论》塞给他，那期封面文章，就是她自己写的《女子独立论》。到了1922年，日子开始有了裂缝，独秀在广州上海来回跑，外面应酬越来越多，君曼得了肺结核，都开始咯血了，医生让她好好歇着，独秀却托人带信回来，就一句话，“革命比药急。”

1925年，君曼带着孩子搬到了南京，每个月三十块钱生活费，是独秀托亚东图书馆汇过来的，那汇款单的附言那一栏，永远都是空的，就跟一张没写字的离婚协议一样。在南京城南，她租了两间瓦房，门口也种了一棵石榴树，每年秋天，石榴自己就裂开了，红得扎眼，可她一个都没让孩子们吃，只是把籽一颗颗晒干了装进布袋里，那都是留给独秀的“自由之种”，只是再也没送出去的机会了。

1931年10月12号，君曼咳血停不下来，邻居给找来了洋大夫，她摇摇头，说，“不必了，自由总要付代价。”，那天晚上，她就抱着那件旧的呢子大衣走的，大衣肩膀那道裂缝里，好像还夹着1909年杭州那个晚上的雪。独秀在上海听到这个消息，半天没说话，最后就说了一句，“她替我过了完整的一生。”，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回过安庆，也再没去过南京。

1942年，独秀在四川江津病没了，整理他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颗用纸包着的干石榴籽，纸上写着，“君曼留，1925。”现在的上海老渔阳里2号石库门又重新修了，院子里的石榴树还在，解说员会跟游客说，“这是陈独秀种下的。”，可实际上，那是高君曼埋下的胎盘，她一张照片都没留下，却把自己的一辈子，都印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每一页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