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兴衰史】第十七回 石勒立足襄国，司马炽受辱，青衣行酒

王弥与石勒最初同为归附汉赵皇帝刘渊的盟友，在乱世中并肩作战，后逐渐成长为手握重兵、雄踞一方的军事统帅。二人表面上维持着盟友的和睦关系，实则各怀异志，彼此忌惮，暗流涌动。

王弥虽战功显赫，但较之石勒仍略逊一筹。他早年与刘渊在洛阳相识，有旧交之情，因而更受刘渊信任，被委以都督六州诸军事的重任，权势煊赫。

而石勒自归附以来屡破晋军，几乎剿尽西晋宗室，还生擒名将苟晞，战功彪炳，却仅得征东大将军的虚衔。

石勒心怀愤懑，拒不受封，最终只领了幽州牧这一实职，手握幽州兵马，势力日渐坐大。石勒对凭借旧恩显赫的王弥心存不屑，王弥亦在背后屡进谗言，二人嫌隙渐深。

此前，王弥为扩张势力，派左长史曹嶷率军攻占青州。曹嶷成功占据青州后，却渐生异心，拥兵自重，不再听从王弥号令。

王弥为挽回局面，遂派遣专使刘暾携密信前往青州。信中直言：“即便你曹嶷欲自立门户，也当先与我合力剿灭石勒。事成之后，青州归你，其余利益共分。”刘暾原为晋朝司隶校尉，因与王弥同乡，洛阳陷落后被其收留，成为心腹。

然而，当刘暾行至兖州东阿一带，即将进入青州地界时，竟被石勒派出的巡逻骑兵截获。骑兵搜出密信后呈报石勒，石勒阅信大怒，方知王弥早已暗中谋划除掉自己。他当即下令将刘暾暗中处决，毁尸灭迹，而王弥对此仍毫不知情，犹在等待青州回音。

此事成为两人关系彻底破裂的导火索，石勒杀机已动，王弥却仍蒙在鼓中，乱世之中，盟友已成死敌。

王弥听闻石勒生擒苟晞，并以铁链锁颈、贬为奴仆的消息，胸中妒意如沸，却仍强作镇定，亲笔修书致贺。信中辞藻极尽恭维：“明公神武，擒晞如缚鸡犬，用兵之妙，虽古之名将不能及也！倘得晞为左辅，弥愿为右弼，则天下指掌可取，何愁功业不成？”

石勒览信，冷笑不已，对其心腹谋主张宾道：“王弥位高权重，官至六州大都督，而信中言辞卑屈至此，岂非包藏祸心？譬如豺狼蒙羊皮，其声虽柔，其齿仍利。不如趁早决裂，与他一决生死。”

张宾却从容劝谏：“将军与王弥嫌隙已深，然若正面交锋，纵能胜之，亦必损兵折将。不若外示亲和，暗设机阱，待其自投罗网。”

恰在此时，王弥麾下大将徐邈、高梁竟率部众数千人叛投青州，军心涣散，势力骤衰。王弥率残部巡行至陈留一带，突遭乞活军首领刘瑞率众围困，鏖战数日，进退维谷。危急之下，王弥只得遣使向石勒求援。

石勒本欲坐观其败，然张宾与“君子营”众谋士再度进言：“此乃天赐良机！将军若出兵解围，王弥必感佩深信，此后更易图之。譬如养虎于柙，伺其懈怠，一击可毙。”石勒从谏如流，亲率精骑驰援，大破刘瑞军阵。

王弥脱困后感激涕零，自以为先前虚情假意的策略已然奏效，竟对左右笑道：“石勒一莽夫耳，终入吾彀中矣！”

遂置酒高会，与石勒称兄道弟，却不知自己正一步步踏入对方精心编织的罗网之中。

暗地里，石勒军已在张宾筹划下，于王弥营垒四周暗布耳目，只待时机成熟，便要收网擒虎。

公元311年（晋永嘉五年）十月，羯族将领石勒精心策划了一场针对同僚王弥的军事行动。他暗中调遣精锐部队，将王弥的驻地团团围困，随后以商讨军务为名，邀请王弥前往兖州己吾（今河南睢县东南）赴宴。

王弥的长史张嵩察觉形势有异，力谏主公不可轻往，指出“石勒骁勇多诈，宴无好宴”。

然而王弥自恃身为汉国元老，认为石勒不过一介出身奴隶的莽夫，竟笑言：“石公岂敢害我？”遂只带少量亲随欣然前往。

宴席之上，觥筹交错之际，石勒突然掷杯为号，伏兵四起。在一片混乱中，石勒亲自执刀斩杀王弥，其部众顷刻间群龙无首，尽被石勒收编。

事后，石勒向汉帝刘聪上表，诬称王弥“阴结晋室，意图反叛”，自己乃“为国除奸”。刘聪得报震怒，深知石勒擅杀大将实为藐视皇权，当即遣使痛斥其“专戮重臣，目无君上”。

然而此时石勒已尽得王弥部曲，拥兵十万之众，刘聪迫于形势，只得隐忍妥协。不仅未加惩处，反而晋封石勒为镇东大将军，都督并、幽二州诸军事，领并州刺史，试图以官爵羁縻这头日益壮大的猛虎。

刘聪此举暗藏祸心：当时并州实为西晋将领刘琨控制之地，册封石勒为并州刺史，实欲驱虎吞狼，令两强相争。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石勒与刘琨并未立即兵戎相见。这其中颇有渊源——早年石勒被贩为奴时与母亲王氏失散，刘琨曾寻获王氏及其侄石虎，以隆重礼节送还石勒，并赠予良马、珍宝。

这段往事使双方保持着一份微妙的默契：刘琨曾致信石勒，盛赞其“用兵如神，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但亦委婉指出“将军转战千里，而无尺寸之地可为根本”。在信中，刘琨以晋朝名义授予石勒侍中、持节、车骑大将军等显职，封襄城郡公，试图以高官厚禄招安这位枭雄。

石勒虽未接受晋朝封赏，却回赠刘琨名马珍宝，并回复道：“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这番话既保持了礼节，又明确划清界限，彰显出乱世枭雄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这场发生在永嘉之乱关键时期的诛杀事件，不仅改变了汉国政权内部的权力格局，更成为后来石勒建立后赵政权的重要转折点。

然而，石勒对刘琨所授的头衔与虚名并无兴趣。其谋士张宾代笔回信，言辞虽平缓温和，却立场分明：“建功立业各有其途，岂是寻常儒生所能参透。君既为晋室旧臣，自当竭诚效命；我本起于边胡，实难与晋同心同德。”

石勒随信赠以名马珍宝，刘琨虽收下厚礼，却从回信中读出不卑不亢、界限分明的态度，深知招抚无望，只得作罢。

此后，石勒在吞并王弥部众、诛杀欲逃的苟晞兄弟后，兵锋更盛。他挥军南下，攻略豫州诸郡，势如破竹，直抵扬州之境。

然而大军行至长江北岸，却为滔滔江水所阻，舟楫未备，渡江艰难，只得暂退。石勒遂屯兵葛陂（今河南新蔡西北），在此广集工匠、大造战船，意图沿淮水东下，强渡长江，直取建邺，生擒琅琊王司马睿。

江东闻讯震动。琅琊王司马睿大惊，急召江东诸将，尽发州郡之兵，集结于寿春一带，依淮设防、凭水为险，誓与石勒决一死战。一时之间，南北隔淮对峙，战云密布、一触即发。这一重大危机，正发生于公元312年春季，成为江东政权存亡攸关之转折。

然而天意难测，阴雨连绵不绝，淅淅沥沥竟持续三月有余。石勒军营中粮草日渐枯竭，更兼瘟疫肆虐，士卒或饿毙于营帐，或病亡于道旁，死伤者十之六七。若此时琅琊王探得虚实，举兵来攻，必致全军覆没之危。石勒急召诸将共商大计，帐中争议纷起：或言俯首请降，或主全军后撤，更有悍将拍案而起，誓要血战到底。

正当众议沸腾之际，谋士张宾越众而出，朗声道：“将军已破晋军百万之众，诛琅琊宗室二十八人，其王妃公主皆为我军将士眷属。在晋室眼中，将军之罪纵伐尽南山之竹亦难书尽，岂有乞降求生之理？”

张宾执舆图而陈利害，谓撤退则军心溃散，死战则如卵击石，皆非良策。继而慨然道：“将军转战千里，却似浮萍无根。进则粮秣难继，退则关隘尽失，此非霸业之基也。”

张宾忽以竹杖指河北地形，目光如炬：“邺城拥太行天险，据漳河之利，铜雀三台犹存，可谓一夫当关之地。若据此为根本，西可呼应汉都平阳，东可虎视河北诸郡。储粮草、练精兵，先定冀州为基业，再图幽并二州。待根基既固，缓图河南，则天下大势可期。”

语毕，帐中诸将皆屏息凝神，但见石勒抚掌大笑：“宾之谋，真吾之子房也！”遂纳其言，整军北渡，开启了立足河北、问鼎中原的霸业之路。

张宾的一番战略分析令帐中诸将无不叹服，纷纷点头称是。

石勒更是击节称赞，当即痛斥那些主张投降或逃窜的将领为“懦夫庸才”，当场革除了几个带头动摇军心者的职务。与此同时，他郑重擢升张宾为右长史，并赐予“右侯”尊号，特令全军上下不得直呼其名，以示尊崇。

采纳张宾的谋略后，石勒首先命令辎重部队与老弱兵士先行撤退，继而派遣石虎率领两千精锐骑兵佯攻寿春，制造大军压境的假象。

待辎重队伍安全撤离三日之后，石勒才亲率主力部队有序后撤。张宾早已洞悉琅琊王司马睿生性多疑怯战，果然直至全军安然撤离，对方始终紧闭城门，未发一兵一卒追击。

石勒原本计划直取邺城，却未料到刘琨之侄刘演已抢先一步占据要地。当石勒大军兵临城下时，刘演麾下数员大将竟率领三万士卒开城请降。

然而刘演本人亲率三千死士退守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三处要塞，凭借地势之险负隅顽抗。石勒大军虽得降卒之助，却一时难以攻克这三座互为犄角的坚固堡垒，战局由此陷入胶着。

石勒帐下诸将纷纷主张强攻三台，欲一举歼灭刘演。

然而谋士张宾却力排众议，谏言道：“刘演虽势弱，尚拥兵数千；三台险峻，据天险而守，强攻必损兵折将，徒耗元气。今心腹之患，实为幽州王浚、并州刘琨。若先除此二人，则刘演孤悬河北，必不战自溃。”

石勒环视帐中，又慨然陈词：“方今四海鼎沸，仓廪空虚。当务之急，乃据形胜之地，广积粮秣，缓图王业。昔汉高祖据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而后取天下。愿明公效先贤之智，先定根基，再谋霸业！”

石勒闻言大悟，击节称善。经连日谋划，最终决意移师襄国（今河北邢台），以此地为争霸之基。

张宾进而献上三策：其一遣将分定冀州诸县，尽收其粮秣以实仓廪；其二迁流民垦殖襄国，劝课农桑；其三增筑城防，深沟高垒。石勒悉数采纳，并奏报汉帝刘聪。

刘聪遂授石勒都督冀、幽、并、营四州诸军事（新设营州辖辽西、北平），兼领冀州牧，进封上党郡公。至此，石勒开府襄国，拥旌旗蔽日之势。

然霸业初肇，便遭风云突变——王浚联合段部鲜卑举兵来犯，刘琨亦联络拓跋猗卢虎视并州。襄国城外战云密布，石勒迎来立足未稳时的首场生死考验。

石勒在襄国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遭遇了严峻挑战。当地豪强游纶、张豺联合集结数万兵力，盘踞在襄国东北四十余里的苑乡一带，形成犄角之势，严重威胁着石勒对新兴政权的掌控。

面对这一心腹之患，石勒当机立断，派遣其麾下最早追随的嫡系将领夔安与支雄率精兵出击。这两位久经沙场的将领果然不负众望，以雷霆之势突破了苑乡的外围防线，初战告捷。

然而战局的复杂性远超预期。游纶、张豺早已投靠幽州军阀王浚，获得强援。王浚闻讯立即作出反应，一方面派遣麾下都护王昌率领精锐部队驰援苑乡，另一方面则通过姻亲关系调动辽西公段疾六眷的鲜卑铁骑。

段疾六眷亲率五万联军直扑襄国，其中包括训练有素的鲜卑重骑兵和擅长攻城的步兵军团。这支联军装备精良、士气高昂，意图趁石勒立足未稳之际予以致命一击。

段疾六眷的部队迅速推进至襄国西北的渚阳地区建立大本营。石勒先后派出多员大将迎战，却接连受挫。鲜卑军队展现出卓越的军事素养：骑兵部队来去如风，擅长包抄突袭；步兵方阵则稳扎稳打，配合默契。

更令人担忧的是，段部开始在营地内大规模建造攻城器械，数以百计的云梯、冲车、井阑等重型装备逐渐成型，对襄国城墙构成直接威胁。

当时石勒军中都流传着"鲜卑三部，慕容善谋，宇文善战，段部兼而有之"的说法。特别是段部军队，不仅以骑兵突击闻名，更擅长工程作战。段疾六眷本人既是出色的战术家，又是善于激励士气的领袖。接连的军事失利让石勒军中弥漫着忧虑情绪，许多将领认为段部鲜卑确实名不虚传，是前所未有的强敌。

面对如此困境，石勒不得不重新评估战略部署。他意识到单纯的正面对抗难以取胜，开始寻求智取之道，同时加紧巩固城防，储备粮草，准备应对长期的围城战。这场战役不仅关系到襄国安危，更将决定石勒集团在河北地区的生存与发展。

段氏鲜卑的早期历史中，其先祖的社会地位并不显赫。据传，段疾六眷的伯祖父段日六眷早年曾被贩卖至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成为乌桓首领库辱官的家奴。

在一次乌桓各部首领于幽州的集会上，其他家奴均侍立主人身后，手持唾壶供主人使用，唯独段日六眷未携带此物。

面对铺陈华贵地毯的场面，库辱官因无法吐痰而深感失礼，怒斥段日六眷跪下张口，随即直接将痰吐入其口中。

段日六眷强忍恶心咽下秽物，反而伏地高呼：“感谢主人赐予智慧与福泽！”这一举动引得众首领发笑，库辱官也因其忠顺机敏而倍感荣耀。

后来渔阳遭遇饥荒，人畜凋敝。库辱官见段日六眷体魄强健、武艺出众且忠心可靠，便派遣他带领部众及牲畜前往辽西从事游牧与垦殖。

段日六眷借此机遇脱离控制，在辽西收拢散居鲜卑部众，逐渐壮大势力，最终以令支（今河北迁安）为中心建立起强盛的段氏鲜卑部族。

早年，幽州刺史王浚与段日六眷的侄子段勿务尘结为姻亲，依靠段氏鲜卑的强大军力，南下攻破邺城，称雄北方。

段氏鲜卑的势力也随之日益壮大，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精锐骑兵。

在襄国的围攻战中，石勒的部队屡遭挫败，部分将士甚至心生惧意。

然而，石勒生性无畏，立即召集将领，决心拼死一战。他坦言：“襄国的城防尚未完备，粮草储备不足，敌军兵力远超我方，且援军一时难以抵达。我意倾尽全力突围，与敌决一死战，诸位意下如何？”一些将领因先前战事失利而心有余悸，主张暂避锋芒，固守待援，称：“不如坚守城池，待敌军疲惫、援军到来再作打算。”

唯有谋士张宾与大将孔苌提出不同见解：“段氏鲜卑实力强劲，难以硬撼。段疾六眷麾下诸将中，尤以其堂弟段末柸最为悍勇，其部下皆如虎狼之师。敌军远道而来，初战连胜，如今已骄狂轻敌，视我军为弱旅，以为胜券在握。我军正可借此骄兵之势，设谋破敌。”石勒采纳此策，随即部署具体计谋，命诸将执行。

石勒得知段疾六眷即将进攻北门，便下令在北门城墙每隔一二百步处开凿可供骑兵通行的大洞，每个洞都挖至距离外墙仅剩五六寸的厚度，使外部难以察觉。这样的“突门”共设置了二三十处，隐蔽性极强。

段疾六眷果然率军攻打北城，石勒命孔苌率领精锐骑兵埋伏在突门附近，同时令守城士兵在城头佯装慌乱。段疾六眷见状大笑，其军队阵型散乱，士兵或拴马于树下，或放下兵器躺卧休息，甚至有人酣然入睡。

石勒见敌军如此骄怠，立即下令出击。

骑兵瞬间打通突门外层薄墙，二三十路铁骑如离弦之箭直扑段末柸部——石勒早已谋划，只要击溃这支最强部队，其余敌军必将溃散。

此时，襄国城内军民齐登城头，擂鼓呐喊，声震天地，为孔苌助威。鲜卑军遭此突袭，顿时阵脚大乱，纷纷逃窜。唯有段末柸部临危不乱，虽首当其冲，仍沉着应战，孔苌骑兵屡次冲锋竟未能将其击溃。

孔苌随即展开第二步行动：他指挥骑兵部队迅速后撤，通过城门及二三十个突门退回城中。段末柸见状紧追不舍，亲自率领精锐部队追击。

当段末柸带着少数亲兵率先冲入城内时，埋伏在城门和突门附近的守军立即关闭城门，并用乱石封堵突门。

此时，段日六眷的主力部队及段末柸的大部人马都被阻隔在城外，面对城墙上密集的箭雨，根本无法组织有效攻城。

入城的段末柸亲兵尽数被歼，而段末柸本人因寡不敌众，最终被生擒——石勒早有严令要求活捉此人。

石勒将段末柸押至城楼示众。原本重新集结准备攻城的鲜卑军队见状军心大乱，顷刻间溃散而逃。石勒当即下令全军出击，乘胜追击三十余里，沿途尽是段氏鲜卑的尸首，缴获铠甲战马五千余件。段疾六眷只得收拢残部退守渚阳。

此后，石勒以段末柸为筹码提出和谈。段疾六眷的弟弟段文鸯谏言道：“我军虽受重创，但仍有足够实力击败石勒。若因堂弟一人而与之结盟，岂不前功尽弃？更何况，我们该如何向王浚交代？”

段疾六眷并未采纳其弟的建议，他十分器重勇将段末柸，且考虑到段末柸麾下兵强马壮，若因拒绝和谈致其丧命，恐将引发部众叛乱、难以控制。因此，段疾六眷同意议和，并向石勒赠送了大量铠甲、马匹及金银财宝，同时提出以段末柸的三弟作为人质交换，要求放回段末柸。

此前，石勒的将领们士气低落，但在段末柸被俘后，他们顿时情绪激愤，纷纷涌至石勒面前要求处死段末柸以报仇雪恨——这些人曾深受其苦，有的身负四五处创伤，有的甚至肢体残缺。

石勒冷静地向众人分析道：“辽西鲜卑本是一个强大的部族，与我们素无冤仇，此次出兵不过是受了王浚的挑拨。诸位若要报仇，应当找王浚清算。如今我杀段末柸易如反掌，但这一刀下去，便是与整个部族结下世代深仇。相反，若将他送还，便可化敌为友，使其不再受王浚利用。”

众将听后无言以对，不再坚持。石勒遂命其侄石虎携带丰厚礼品前往渚阳回访。石虎与段疾六眷相谈甚欢，最终结为兄弟。

石虎归来后，石勒设下盛宴款待段末柸。因石虎与段末柸堂兄结为异姓兄弟，石勒便与段末柸以父子相称，二人饮酒立誓，约定永不相叛。

段末柸返回辽西途中，每日仍朝南跪拜三次，感念石勒恩德。此后，他竟不再向南小便，旁人问其缘故，他正色答道：“义父石勒在南，岂可失礼！”可见段末柸对石勒不杀之恩的感念之深。

石勒此计确实高明。鲜卑大军既退，驻守幽州的王昌所部亦不敢久留，匆忙撤军。割据苑乡的游纶、张豺见援兵尽散，只得率众归降石勒。此时的王浚如折翼之鸟，颓势已现。

经此突门一战，石勒终于在襄国站稳脚跟，继而逐步攻克周边郡县，势力日益壮大。他又遣石虎攻占邺城，兵锋直指南境。许昌的晋朝行台听闻此讯，竟吓得自行瓦解，纷纷溃散。

许昌的晋朝行台由荀藩支持，拥立了年仅十二岁的秦王司马邺，其实际军事力量主要依赖豫州刺史阎鼎及其统领的数千流民军。阎鼎出身于天水郡（治所冀县，今甘肃甘谷东），其麾下多为雍州籍流民。当时，面对石勒与石虎可能南侵的威胁，加之听闻长安一带晋军声势渐强，军中流民普遍思归故土。

阎鼎主张西进长安，认为此地既是历代都城，又可借秦王名义号令四方。然而，荀藩等中原士族不愿西迁。

阎鼎轻视文官意见，率部众携秦王强行向长安进发。起初荀藩等人被迫随行，途中却纷纷逃离；阎鼎虽派人追捕并处死中书郎李昕，但荀藩、荀组等人已成功脱身。

与此同时，贾疋等人率军围困长安数月，刘曜屡战屡败，最终掠夺八万余长安青壮百姓，弃城退返平阳。长安虽残破不堪，但终为晋军收复。贾疋筑坛祭告天地，正式立秦王司马业为皇太子，并重建行台。因秦王由阎鼎护送而至，阎鼎被任命为太子詹事，总揽政务，行使丞相职权。

长安在皇太子的名号下，多少凝聚起一些人心。凉州刺史张轨派遣前锋督护宋配，率领两万兵马前来护卫皇室，更计划再调集五万将士驰援长安。

然而，长安行台内部很快陷入纷争。贾疋战死沙场，扶风太守梁综因不满阎鼎独揽大权，一言不合便起冲突，阎鼎索性杀了梁综。

与梁综一同起兵的索綝和麴允为此愤愤不平，发兵讨伐阎鼎。阎鼎败逃出长安，最终被氐人窦首所杀，索綝和麴允由此掌控了长安行台。

与此同时，荀藩与荀组兄弟趁阎鼎前往长安之际逃脱，集结残部驻守开封。年近七旬的荀藩经受不住这番动荡，不久病逝，这个行台在风雨飘摇中勉强由荀藩之弟荀组苦苦支撑。

而驻守河阳的傅祗行台则遭刘粲进攻，七十九岁的傅祗忧愤交加，一病不起。刘粲攻占河阳后，强行将傅祗的子孙家属及两万多户士民迁往平阳。

至此，几个行台或倾覆，或瓦解，甚至自相残杀，晋朝天下彻底分崩离析。而被俘的晋怀帝司马炽，只能在极度的屈辱中煎熬着最后的时光。

司马炽在平阳被刘聪任命为特进左光禄大夫，封为平阿公，与他一同被俘的侍中庾珉和王隽也被授予光禄大夫之职。

然而，侍中辛勉坚决拒绝接受刘聪的官职任命。刘聪派黄门侍郎乔度带着毒酒前去威胁他，说道：“若不愿归顺汉朝为官，便饮下此酒，自寻了断吧！”

辛勉凛然回答：“人活一世，气节为重，苟延残喘有何意义？”说罢，他夺过酒坛便要饮下。乔度见状急忙抢回，毒酒泼洒在辛勉衣襟之上。

乔度解释道：“此乃陛下试探你的忠心，你果真是晋朝的忠烈之臣！”

刘聪对辛勉的刚烈颇为赞赏，特地在平阳西山为他修建住所，每月供给粮食与酒水。然而辛勉拒不接受，独自居住于一间简陋茅屋中，依靠耕种维持生计，直至八十高龄方才离世。

次年（312年）二月，刘聪又改封司马炽为会稽郡公，并加封“仪同三司”的虚衔。这些举动，无非是刘聪为了彰显所谓“皇恩浩荡”而作的表面文章罢了。

早年，当司马炽还在洛阳担任豫章王时，刘聪曾作为骁骑别部司马与其相识。

一次，刘聪与王济一同前去拜访司马炽，王济对刘聪赞誉有加。三人共作《盛德颂》一文，司马炽读后大为赞赏，随后又一起射箭助兴。司马炽称赞刘聪文武兼备，并赠予他柘木弓和一方银砚台作为礼物。

然而时过境迁，如今在平阳，司马炽沦为阶下囚。

刘聪问他：“可还记得当年在洛阳的往事？”

司马炽点头答道：“岂能忘记，只恨当时未能早日识得您的真容。”

刘聪又问：“为何你们司马家族要自相残杀、争斗不休？”

这位晋武帝的第二十五子无奈回答：“若我们能够遵循先父遗志，和睦共处，陛下也不会有今日之局面了。”

公元313年新春，刘聪设宴款待群臣，共庆佳节。为彰显自己的威势，他命司马炽身着青衣为众人斟酒——青衣在当时是地位低下者的服饰，此举意在羞辱这位被俘的晋帝。

随行的庾珉和王隽见状，不禁失声痛哭，破坏了宴会的氛围，当即被侍卫拖出殿外。

不久，有人趁机向刘聪诬告他们意图谋反。二月初一，刘聪下令处死庾珉、王隽等十余名晋朝旧臣，同时三十岁的司马炽也被毒杀。

两个月后，司马炽去世的消息才抵达长安。年仅十四岁的皇太子司马邺为其举行哀悼仪式，并身着丧服。四月十七日，司马业正式登基，改元建兴，史称晋愍帝。

然而，这个小朝廷面临的局面极为艰难。长安城中的青壮年几乎全被刘曜掳走，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许多人已四散投奔亲友。偌大的京城仅剩不到一百户人家，荒草丛生，荆棘遍布。朝廷与民间合计仅存四辆车子，官员们既无正式官服，也无印绶，处境窘迫。

得知晋愍帝即位，汉中山王刘曜、冠军将军乔智明及平西将军赵染立即发兵进攻长安。麴允率军前往黄白城（今陕西三原县北）迎战，双方暂时陷入僵持。

此时，晋朝宗室所剩无几。势力最强的琅琊王司马睿控制着江东地区，而南阳王司马保（司马模之子）则占据秦州全境（今甘肃、陕西及青海部分地区，治所在天水），官拜大司马，周边氐、羌部族均受其节制。

“八王之乱”带来的惨痛教训令人警醒，朝廷在宗室内部的权力倾轧与残杀中显得束手无策。为防止类似第九、第十位宗室权臣再度崛起，朝廷最终采纳了“分陕而治”的策略。这一制度源于西周成王时期，周公旦与召公奭曾以陕地（今河南陕县一带）为界，分治东西，共同辅政。

早在公元303年，王衍就曾劝说长沙王司马乂与成都王司马颖停战，并提出“分陕而治”的构想，但当时未被采纳。

晋愍帝登基不足半月，便正式颁布诏书推行“分陕而治”：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统领陕东诸军事；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大都督，总管陕西诸军事。

诏书进一步申明，需“举兵剿灭强敌，迎回先帝灵柩，重振晋室”，并具体部署：命幽州王浚与并州刘琨调集三十万大军直攻平阳；右丞相司马保率秦、凉、梁、雍四州三十万兵马赴长安待命；左丞相司马睿则领江东二十万精兵进军洛阳。诏书强调，各方协力同心，必能成就光复山河、中兴晋室之大业。

朝廷派遣使者分赴各地联络，期望集结大军一举踏平平阳。若能成功，八十万雄师足以荡平敌军。然而，各地手握兵权的皇室成员与将领们却各怀心思，难以齐心。

被派往联络琅琊王司马睿的殿中都尉刘蜀，历经三个月艰难跋涉抵达建邺，恳请琅琊王司马睿即刻发兵会师中原。琅琊王司马睿却以“江东初定，尚需整顿内务、操练兵马”为由，拒绝出兵北伐。长安朝廷原本将琅琊王司马睿视为最可靠、实力最强的援军，这一回应犹如一盆冷水浇下。连最强的盟友都不愿出兵，其他地区的响应更是渺茫。

与此同时，刘曜与赵染再度增兵黄白城，与麴允展开血战。麴允难以抵挡，朝廷急命索綝为征东大将军，率军支援。

赵染见索綝、麴允合力来战，判断长安守备空虚，遂于313年某夜亲率五千精骑突袭，攻入长安外城，杀伤千余人，次日拂晓退至逍遥园屯兵。晋将麴鉴率五千士兵从阿城赶来救援，刘曜得知赵染偷袭得手，也离开黄白城进攻长安。麴鉴面对强敌不敌败退。

刘曜在长安城外扎营，以为胜券在握，却未料到麴允从黄白城迅速回援，发动突袭。刘曜措手不及，战败而退，其麾下冠军将军乔智明阵亡。刘曜只得撤回平阳。这一切发生在当年十一月。

经过数月的休整，公元314年五月，刘曜与赵染再度率军进逼长安。赵染对前来迎战的索綝不屑一顾，甚至狂言道：“索綝此人，连我的刀锋马蹄都不配！”清晨时分，他仅率数百轻骑突袭索的营寨，扬言要在早饭前取下索綝的首级，却遭到索綝的猛烈反击，大败而归。

此战后，索綝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并录尚书事、承制行事，权势进一步扩大。

同年秋季，赵染进攻长安以北的北地郡，麴允率军驰援，赵染在交战中中箭身亡。长安朝廷虽已宣布“分陕而治”，但琅琊王与南阳王仍拒绝派兵支援。朝廷无奈之下，只能不断加封官爵以拉拢二人。

315年二月十二日，朝廷下诏任命琅琊王为丞相、大都督，统管中外军事；南阳王司马保为相国。同时，荀组升任太尉，兼任豫州牧；刘琨被擢升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军事。

同年六月，长安附近的汉朝霸陵（汉文帝陵）、杜陵（汉元帝陵）及薄太后陵遭遇大规模盗掘，大量珍宝流失。朝廷得知后派兵驱散盗贼，才使陵墓中的宝物未被洗劫一空。随后朝廷颁布诏令：“陵墓中剩余的金帛财物一律收缴充公，纳入国库。”这一举措，折射出当时小朝廷的艰难处境。

晋愍帝曾问索綝：“为何汉陵之中藏有如此多的财宝？”

索綝答道：“汉朝皇帝即位一年后，便开始修建陵寝。每年各地缴纳的租税与贡品，三分之一用于宗庙祭祀，三分之一纳入国库，剩余的三分之一则收归陵墓，作为身后陪葬。后来汉文帝崇尚节俭，下诏修建霸陵时，要求仅用瓦器装饰，禁用金银铜锡等贵重物品。然而，臣子们仍暗中私藏珍宝置于陵中，以致文帝之陵未能免于盗掘，最终落得尸骨散乱的结局。”

同年九月，刘曜再度率军进逼长安。朝廷屡次遣使至南阳王司马保处求援，南阳王司马保左右近臣却进言道：“毒蛇噬手，壮士断腕！如今敌军势大，不如切断通往长安的通道，静观局势变化。”言下之意是优先自保，不愿发兵。

唯独从事中郎裴诜反驳道：“如今毒蛇已咬头颅，难道要斩首求生吗？”此话令南阳王不便明言拒援，只得任命镇军将军胡崧为前锋都督，声称需等待各部集结后再援长安。然而援军迟迟未至，胡崧独守秦州，进退维谷，终未能解长安之围。

长安已经急不可待，这样的等待究竟要持续到何时？麴允提议将晋愍帝送往南阳王司马保处，但索綝却反驳道：“若是南阳王司马保有了皇帝，你我二人还能有何作为？”

一方不愿前来，另一方也不愿离去。南阳王司马保那边彻底断绝了联系，连一粒米粮都不再运往长安，文武百官只能依靠野生的麦禾勉强维持生命，艰难求生。

事实证明，“分陕而治”并非万能良策。琅琊王司马睿和南阳王司马保只顾着守住各自的领地，保全自身实力，却对晋愍帝遭受强敌围攻的困境视而不见。

皇室与朝廷已然四分五裂，而地方州郡的混乱局面更是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