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倒塌岭地望再考——以天祚帝播迁为中心

江西地名研究

摘要：辽保大二年（1122）5—7月天祚帝所避居的倒塌岭的地理位置应在锡林郭勒草原而非乌兰察布草原，具体理由为，第一，《亡辽录》已明确记载倒塌岭在沙漠之北，这个沙漠之北即浑善达克沙地及与之相连的蒙古戈壁沙漠之北，而非某些人所理解的“阴山之北”，锡林郭勒草原确实在浑善达克沙地之北。第二，保大二年四月，乌兰察布草原所属的辽朝西京道地区已经全部被金军所占领，而锡林郭勒草原东侧的上京临潢府地区尚处于辽军的控制之下，因此天祚帝避居于漠北的锡林郭勒草原不存在风险。第三，天祚帝在这段时期中避居之地距离耶律棠古任职的乌古部所在呼伦贝尔地区很近，而锡林郭勒草原附近也具备这样的条件。

关键词：倒塌岭；天祚帝播迁；锡林郭勒草原；乌兰察布草原

倒塌岭地处辽朝西部边境，由于在辽后期常常遭遇阻卜、达里底、拔思母等西北叛乱游牧民族的寇掠，因此极其受到朝廷重视，军事地位也日渐提高。并且逐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镇戍区。但对于倒塌岭的地望，目前学界尚存在分歧，其中，长泽和俊、关树东根据《辽史·耶律棠古传》所载的保大二年（1122）“天祚出奔，棠古谒于倒塌岭”一语，推断倒塌岭应当比较靠近天祚帝逃亡藏匿的阴夹山，因此，倒塌岭应当位于浑善达克沙地以南的乌兰察布草原一带。而武文君则通过考证《萧德顺墓志铭》所载的倒塌岭辖区内的惠民湖即是《辽史·地理志》所载的位于上京道庆州附近的兴国惠民湖，推断倒塌岭应当在今东、西乌珠穆沁旗、锡林浩特市一带，向西还可延伸至二连浩特市，主要涵盖位于浑善达克沙地以北的、狭义上的锡林郭勒草原。由于武文君先生的考证目前尚无可指摘，而长泽和俊、关树东两位先生以倒塌岭靠近阴夹山的论断又存在着诸多疑点，因此，笔者拟着重从天祚帝播迁的角度，对倒塌岭的地望进行重新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从倒塌岭所属的“沙漠以北”具体范围

确定倒塌岭之所在

关于倒塌岭的大致位置，辽亡后归宋的史愿在其所撰《亡辽录》当中有明确记载：“沙漠之北则置西北路都招讨府、奥隗乌隗部族衙、驴驹河统军司、倒挞岭衙，镇慑鞑靼、蒙骨、迪烈诸国。云中路则置西南面都招讨府，西京兵马都部署司，金肃、河清军、五花城南北大王府，兀室王府，山金司，控制夏国”。从字面意义上看，彼时辽朝疆域中的“沙漠以北”应指自然地理概念上的戈壁沙漠及浑善达克沙地以北的地域，然而将倒塌岭置于阴山北侧乌兰察布草原者，如关树东，却将此处的“沙漠以北”释为“阴山以北”，其认为《亡辽录》为宋人所撰，而宋人记载中就有不少以“阴山以北”为“沙漠以北”的例子，但笔者认为这些例子都无法成立。

其一为《三朝北盟汇编》所载的“天祚大窘，因仓皇从云中府由石窟寺入天德军，趋渔阳岭，又窜入阴夹山。夹山者，沙漠之北，传谓有泥潦六十里，独契丹能达，他虏所不能至也。女真之君臣因驻兵鸳鸯泊，欲经营之，攻击云中府暨诸州，以延引时日也”。但这段信息本身就存在着很多时间错乱的问题，如“女真之君臣因驻兵鸳鸯泊”明显就是保大二年（1122）8月、保大三年（1123）6月金太祖驻兵鸳鸯泊之事，但“攻击云中府暨诸州，以延引时日也”反映的却是保大二年（1122）至五年（1125）天祚帝与金军在西京地区长期拉锯之事。这段时间里天祚帝的居所也一直在变化，并不一直在夹山。如保大四年（1124）正月，金兵攻破都统马哥军营后，天祚帝就遁至乌古敌烈部避难和就食，而《辽史·天祚帝纪》中亦对此时乌古敌烈部的位置有所暗示，据记载，同年五月南京留守张觉在与诸将商议当前局势时曾有“闻天祚兵势复振，出没漠南”之语，这句话暗示天祚帝重整兵马回到漠南是近期才发生的事，也就是说此前应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天祚帝都不在漠南，而应在与“漠南”相对的“漠北”休养生息、积聚力量，因此，保大四年正月到五月，天祚帝避难和就食的乌古敌烈部应位于漠北。这样看来，前文所言宋人将夹山定于“沙漠之北”也有可能是不了解天祚帝的具体行踪，将天祚帝所长期避居的夹山和漠北乌古敌烈部误认成一地，因此才有了“夹山者，沙漠之北”的说法。

其二为《契丹国志·天祚皇帝中》所载的、应当源自《亡辽录》的“燕王自称帝后，以燕、云、平、中京、上京、辽西六路，奄为己有，而沙漠以北，西南面、西北面招讨府、诸番部族，天祚主之”。但事实上，据余蔚先生研究，“西南面招讨府”下辖的所有州县本身就位于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因此，在这段话中，以“沙漠以北”为“阴山以北”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西南面招讨府”下辖的州县在自然地理上既不位于大漠以北，也不位于阴山以北，为何《亡辽录》当中要将西南面招讨府归入“沙漠以北”这片区域当中呢？笔者认为，这里的“沙漠以北”应当属于一种政治区域概念，而非自然地理区域概念。因为据余蔚先生研究，在这段记载当中，与“沙漠以北”相对应的“燕、云、平、上京、中京、辽西六路”明显属于“辽之八路”这一政治区域概念，所谓“辽之八路”，即上京盐铁使司、中京度支使司、东京户部使司、南京三司使司、西京都转运司，以及长春路、辽西路、平州路三处钱帛司这八大地方财政机构的辖区，是对辽朝主要赋税来源区的统称。既如此，那么与“辽之八路”相对的、包含“西南面、西北面招讨府、诸蕃部族”的“沙漠以北”亦应属于一种政治区域概念，即对位于辽朝西部的、属于非主要赋税来源地的所有行政区划的统称。这些行政区划除了西北路招讨司、西南面招讨司辖区以外，还应包括前文所引《亡辽录》“沙漠之北”条下的奥隗乌隗部族衙（可能是乌隈乌古部）、驴驹河统军司（乌古敌烈统军司）、倒挞岭衙等地方行政机构的辖区。由于这些行政区划所构成的政治区域的主体部分基本占据了辽朝疆域中的蒙古戈壁沙漠（包括浑善达克沙地）以北部分，所以曾作为辽人的史愿在对本朝政治区域划分的追忆和表述当中，才会将这片地区统称为“沙漠之北”。这种以某块政治区域所包含的主要自然地理大区来代指整块政治区域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如中国古代南北分立时期，即便控制着长江以南的政权在长江以北也拥有着不少土地，但中原王朝依然将该政权统治的区域称为“江南”，如据《北史·魏本纪第一》所载，北魏天赐元年（即公元404年，东晋元兴三年），“江南大乱，流人繈负奔淮北者行道相寻”，如果将此处“江南”理解为长江以南，那么流人所奔的对应区域就应该是“江北”而非“淮北”，因此，只有将“江南”理解为东晋控制区，流人奔淮北才解释的通。又如《金史·礼仪志》所载的“继以海陵狼顾，志欲并吞江南”，此条记载对应的即是海陵王完颜亮征伐南宋之事，故而此处也是以“江南”代指南宋的统治区，而非仅仅指南宋统治区的长江以南部分，因为南宋和金朝是以秦岭淮河为界，而非以长江为界。因此，辽人将主体区域为自然地理概念上的“沙漠以北”的辽朝西部非主要赋税来源区称为“沙漠以北”也并不奇怪。

综上，辽代的“沙漠以北”除了能表示“戈壁沙漠及浑善达克沙地以北”这一自然地理上概念上的地域范围，似也能表示“位于辽朝疆域西部的非主要赋税来源区”这一政治区域概念上的地域范围，由于该区域的主体占据了辽朝疆域中自然地理概念上的沙漠以北，因此，也拥有“沙漠以北”之称。两者在地域上最重要的区别应当为是否包括西南面招讨司的辖区。而前文所引《亡辽录》的“沙漠之北则置西北路都招讨府、奥隗乌隗部族衙、驴驹河统军司、倒挞岭衙，镇慑鞑靼、蒙骨、迪烈诸国。云中路则置西南面都招讨府，西京兵马都部署司，金肃河、清军、五花城南北大王府，兀室王府，山金司，控制夏国”这段记载里，“西南面都招讨府”并未出现在“沙漠之北”条下，由此可知这里的“沙漠之北”应是一种自然地理概念。因此，此处“倒挞岭衙”所处的“沙漠之北”只能指的是的戈壁沙漠及浑善达克沙地之北。

二

从天祚帝播迁倒塌岭的时间和背景

分析倒塌岭之所在

要解决《辽史·耶律棠古传》中天祚帝逃亡的倒塌岭的地望，就需要先了解“天祚出奔，棠古谒于倒塌岭”的具体时间和背景。据《辽史·耶律棠古传》载：“天庆初，乌古敌烈叛，召拜乌古部节度使。至部，谕降之。遂出私财及发富民积，以振其困乏，部民大悦，加镇国上将军。会萧得里底以都统率兵与金人战败绩，棠古请以军法论。且曰：‘臣虽老，愿为国破敌。’不纳。保大元年（1121），乞致仕。明年，天祚出奔，棠古谒于倒塌岭，为上流涕，上慰止之，复拜乌古部节度使。及至部，敌烈以五千人来攻，棠古率家奴击破之，加太子太傅。年七十二卒”。这段史料中的“及至部，敌烈以五千人来攻，棠古率家奴击破之，加太子太傅。”在《辽史·天祚皇帝纪》当中记载有明确的时间：“秋七月丁巳朔，敌烈部皮室叛，乌古部节度使耶律棠古讨平之”，因此可以推断出“棠古谒于倒塌岭”的时间应在同年5—6月。

虽然《辽史·天祚皇帝纪》中对于这段时间内天祚帝的活动轨迹是失载的，但笔者依然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夏四月辛卯，西南面招讨使耶律佛顶降金，云内、宁边、东胜等州皆降。阿疏为金兵所擒。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上遂遁于讹莎烈。时化部谟葛失赆马、驼、食羊。五月甲戌，都统马哥收集散亡，会于沤里谨。丙子，以马哥知北院枢密使事，兼都统”，从“沙漠以南部族皆降”前面所铺垫的“西南面招讨使耶律佛顶降金，云内、宁边、东胜等州皆降。阿疏为金兵所擒。金已取西京”来看，这个“沙漠以南”即自然地理概念上的蒙古戈壁沙漠（包括东侧浑善达克沙地）以南地区，其中就包括乌兰察布草原地区。既然乌兰察布草原地区的部族都已经投降了，那么天祚帝离开夹山后所逃亡的讹莎烈或倒塌岭也就肯定不能位于乌兰察布草原了。

此外，《三朝北盟会编》所载的宣和四年（即辽保大二年）五月金朝皇帝致宋朝皇帝的国书当中亦曾提及天祚帝彼时早已不在乌兰察布草原所属的自然地理概念上的漠南地区。原文是“遂乃直抵山西，就擒昏主，无何潜觉，脱身逃遁，只获行宫并女二名，文武臣僚续往，西京、应、朔、蔚及西南路招讨司一带诸州县镇、部族，军戍悉皆款附······后知契丹昏主窜于沙漠，分兵追捕，次其余处所，并已归降，夏台亦遣人使来议通好，鞑靼愿输岁贡，继久称藩”，其中“西京、应、朔、蔚及西南路招讨司一带诸州县镇，部族，军戍悉皆款附。”所对应的即是《辽史·天祚皇帝本纪》中的保大二年“夏四月辛卯，西南面招讨使耶律佛顶降金，云内、宁边、东胜等州皆降。阿疏为金兵所擒。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而“后知契丹昏主窜于沙漠，分兵追捕，次其余处所，并已归降”则明白地告诉我们保大二年四月西京地区沦陷以后天祚帝逃亡的方向是乌兰察布草原以北的沙漠之中。难匿踪迹。因此，天祚帝于保大二年5—7月所奔的“倒塌岭”肯定不在漠南的阴夹山附近。

既然保大二年5—7月天祚帝不可能还留在漠南，而是已经逃亡漠北，那么此时位于浑善达克沙地之北（即沙漠之北）的、被武文君所推测为倒塌岭之所在的锡林郭勒草原的安全形势又如何呢？关树东认为彼时的锡林郭勒草原并不安全，因为金军于天庆十年就已经占领锡林郭勒草原东侧的临潢府地区，但据李玉君、常志浩研究，金军于天庆十年（1120）攻破上京以后旋即撤走，并未留兵驻守。因此，上京依然控制在辽朝手中，并由萧乙薛驻守。临潢府正式被纳入金朝版图是在保大三年（1123）天祚帝遁入阴夹山后，驻守上京的辽军将领卢彦伦才审时度势，向金军献城投降。也就是说，保大二年3—8月，临潢府地区依然控制在辽军手里，这就为天祚帝离开漠南以后避居于临潢府西侧的锡林郭勒草原提供了充分的安全保障。天祚帝如果于此时驻扎于锡林郭勒草原，是无需担心被金军发现并追捕的。因此，将保大二年5—7月天祚帝避居的倒塌岭定于锡林郭勒草原符合彼时的时代背景。

三

从天祚帝避居倒塌岭期间发生事件的

情境分析倒塌岭之所在

除了可以从“棠古谒于倒塌岭”的具体时间和背景探讨倒塌岭的地望外，还可以对“棠古谒于倒塌岭”这件事本身及其后续从情理的角度进行分析，来探讨倒塌岭之所在。据《辽史·耶律棠古传》载，保大二年“天祚出奔，棠古谒于倒塌岭，为上流涕，上慰止之，复拜乌古部节度使。及至部，敌烈以五千人来攻，棠古率家奴击破之，加太子太傅”。《辽史·天祚皇帝纪》则载，保大二年“秋七月丁巳朔，敌烈部皮室叛，乌古部节度使耶律棠古讨平之，加太子太保”。这两段史料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天祚帝驻扎的倒塌岭跟耶律棠古所在的乌古部之间距离非常近，且乌古部似乎对于驻扎于倒塌岭的天祚帝来说似乎很重要，理由如下。首先，乌古部活动于今天呼伦贝尔草原的海拉尔河、哈拉哈河一带，这一地区地处辽朝的北部边疆，如果乌古部与倒塌岭之间距离遥远，耶律棠古只需要派遣一个使者就能传达出对天祚的忠心，完全没必要放下手头的政务不管亲自前往谒见。否则，如此遥远的距离，耶律棠古一来一回就会消耗相当多的时间，岂不是耽误了政务吗？因此，只有耶律棠古所任职的乌古部距离天祚帝所在的倒塌岭距离比较近，往来时间短的前提下，耶律棠古才有亲自前往谒见的必要；其次，天祚帝播迁并非始于保大二年四月西京道全部沦陷以后，而是始于天庆八年秋金军占领长春路、辽阳路诸州以后，即所谓“自金人初陷长春、辽阳，则车驾不幸广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则都燕山；及陷中京，则幸云中；自云中而播迁夹山。”如果不是因为距离因素，为什么耶律棠古偏偏要等到天祚帝播迁至倒塌岭之后才赶来谒见？再次，此时天祚帝尚在四处流亡阶段，如果天祚帝所在倒塌岭距离乌古部不够近、交通不够方便，就不太可能及时获取耶律棠古率家奴击破敌烈部入侵的信息，并及时给耶律棠古加官了。而乌兰察布草原与乌古部所在的呼伦贝尔草原不仅距离远隔千里，而且还有大沙漠阻隔，交通十分不便，再加上彼时为战乱时期，西北原有的驿站交通体系是否完整都尚未可知，如果天祚帝所驻的倒塌岭位于乌兰察布草原，那么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其获取来自呼伦贝尔地区消息的难度应当非常高，更不要说后面遣使给耶律棠古加官了。最后，天祚帝既然能将忠心耿耿从外地赶来谒见的耶律棠古重新打发回乌古部任官，说明乌古部不仅距离倒塌岭比较近，而且能起到比较大的作用，因为如果倒塌岭距离乌古部距离遥远，那么耶律棠古从乌古部所在的呼伦贝尔地区千里迢迢赶来效力，一路上必定是非常辛苦，交通成本极高的，在这种情况下，天祚帝于情于理都不应该如此冷血地将其打发回去。并且如果乌古部彼时对于天祚帝而言作用不大，那么天祚帝完全可以将忠心能干的耶律棠古留在身边，而非将其遣返任职。

明乎此，那么倒塌岭所能对应的究竟是乌兰察布草原还是锡林郭勒草原，答案也就非常清晰了，因为从卫星地图上看，锡林郭勒草原与北侧的呼伦贝尔草原之间仅隔着一座阿尔山，距离上可谓是非常的近，且呼伦贝尔草原是锡林郭勒草原的北部屏障，能够阻挡更北边的游牧民族入侵，战略价值高。因此，符合《辽史·耶律棠古传》当中的描述。而乌兰察布草原与呼伦贝尔草原之间距离远隔千里，还有沙漠阻隔，交通十分不便，在加上彼时战乱频仍，两地之间的人员流动也不太可能像《耶律棠古传》所描述的那样轻松，更不用说呼伦贝尔草原对乌兰察布草原而言存在什么独特战略价值了，因此笔者认为，倒塌岭不应当位于乌兰察布草原。

四

结语

保大二年四月，在辽朝的西京道地区已经被金军占领，而上京临潢府地区依然被辽军的控制的大背景下，天祚帝于同年5—7月避居的倒塌岭并非应位于戈壁沙漠及浑善达克沙地以南、西京大同府附近的乌兰察布草原，而应位于浑善达克沙地以北、呼伦贝尔草原以南、上京临潢府西侧的锡林郭勒草原，这不仅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而且也能从锡林郭勒草原距离耶律棠古任职的乌古部所在的呼伦贝尔草原更近看的出来。至此，倒塌岭地望之争当中以倒塌岭靠近天祚帝播迁之西京道阴夹山的观点恐怕再难以成立，而以倒塌岭靠近上京道庆州附近兴国惠民湖的观点则得到了较有力的补充。

作者：宋建新

选稿：宋柄燃

编辑：杜佳玲

校对：汪鸿琴

审订：欧阳莉艳

责编：贺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