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大曾计划在广州举行，后为何又改为上海？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后，中共中央局于同年11月明确提出，党的二大将于“明年七月”召开，这体现了建党初期对组织建设的紧迫感。

但会议地点的确定却经历的一番波折。

二大会址

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时，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被迫转移。基于安全考量，中央局最初计划将二大选址广州——这座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根据地，在当时被认为具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然而，随着孙中山与陈炯明矛盾的公开化，广州局势逐渐复杂化。中央局预判到国民党内部可能爆发冲突，遂派遣陈独秀、张国焘前往实地考察，并借机探讨国共合作的可能性。

陈、张二人抵达广州后，经过调研认为，广州已非理想的会议场所。尽管孙中山的革命力量仍在，但陈炯明的潜在威胁使局势充满变数。

二人建议：中共二大应继续在中央局所在地上海举行。

但是，中央局面临新的挑战——如何在租界势力严密监控下选定安全会场。

此前，陈独秀寓所（渔阳里2号）和李汉俊寓所（望志路106号）均已被租界当局搜查。

一大代表李达位于南成都路辅德里寓所纳入了视野。

这处石库门建筑地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界地带，前后门连通的布局便于紧急疏散，且毗邻中共创办的平民女校，遇紧急情况便于撤离。

尽管如此，鉴于一大的教训，中央局仍不敢掉以轻心制定了严格的安保方案：

会议以小组讨论为主，三次全体会议分别安排在李达寓所及租界其他隐蔽地点，且每次会议均更换场所。

李达夫人王会悟回忆，当时未设置正式会场，代表们仅用两个木箱铺红布作为会议桌，十余张木凳围成讨论区，作为简陋的会场。

顺便说一句，王会悟就是中共一大召开时，建议会议转移到她家乡嘉兴南湖之人，她还负责在红船上望风。

少女时代的王会悟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辅德里625号悄然举行。来自全国的12名代表齐聚一堂，代表着全国195名党员，尽管人数不多，但较一大时的50余人已有显著增长。

出席者包括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蔡和森、谭平山等，以及许白昊、李震瀛、施存统等早期工运骨干。

会议选举产生了党的首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当选为委员，正式确立了中央领导机构。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值得一提的是，二大通过的党章特别强调纪律建设，规定党员“泄露本党秘密”等行为将被开除党籍。这种严格要求，成为中共在白色恐怖中生存发展的重要保障。

今天，位于上海老成都北路7弄30号的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依然保留着当年的石库门建筑风貌，成为见证历史转折的红色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