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想去延安，毛主席提出三个条件，他为何拒绝？

陈独秀这个人的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太有分量了。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可后来又因托派问题被开除党籍，晚年贫病交加。1937年他从国民党监狱出来，本有机会回延安工作，毛主席也提了条件，可他最后却拒绝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915年夏天，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的一栋石库门里，一本叫《青年杂志》的刊物悄悄创刊了。主编是个戴圆框眼镜、穿长衫的文人，他在发刊词里写：“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这个人就是陈独秀。后来杂志改名《新青年》，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在沉闷的旧中国激起千层浪。

那时候的中国，科举刚废，新式学堂兴起，可多数人脑子还裹着“三纲五常”的旧布。陈独秀在杂志里喊“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骂尊孔读经是“奴隶的道德”，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的《狂人日记》都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不到三年，《新青年》销量从几千册涨到一万五六千册，连偏远省份的学生都抢着看。

如果说《新青年》是思想启蒙的火种，那建党就是陈独秀把火种变成火炬的关键一步。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上海找他，两人聊了三天三夜。陈独秀说：“中国要革命，光有思想不够，得有组织。”就在这年8月，他在霞飞路渔阳里2号的石库门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亲自担任书记。后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陈独秀虽然没到场，仍被选为中央局书记。

他不仅是理论家，还是行动派。“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正在北京演讲，听说学生被捕，立刻联系李大钊，发动各界声援。上海工人大罢工时，他跑到纺织厂、码头演讲，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那时候的他，是年轻人心中的“精神导师”，连孙中山都夸他“笔锋犀利，见地深刻”。

可革命的路上，分歧来得比想象中快。问题出在共产国际身上——这些从苏联回来的代表，总觉得中国革命该照搬苏联模式。

1923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一来就要求中共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陈独秀坚决反对：“我们是独立的政党，凭什么要和资产阶级政党搅在一起？”马林拍桌子：“第三国际给你们钱，给你们指导，不听话行吗？”陈独秀更火了：“钱？我们上海小组成立时，连房租都靠会员凑！你们代表住大饭店，吃西餐，花的哪是我们中国人的钱？”

类似的冲突越来越多。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共产国际一再要求中共妥协，陈独秀顶着压力坚持“东征讨蒋”，结果被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事后他气不过：“明明是国际路线错了，凭什么全推给我们？”

这时候，一个叫托洛茨基的苏联人进入了他的视野。托洛茨基主张“不断革命论”，认为落后国家必须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越看越认同：“这不就是我们吃亏的地方吗？中国连工业都没发展起来，硬要搞无产阶级革命，哪来的力量？”他开始在党内秘密传播托派观点，甚至给中央写信要求公开列宁遗嘱中关于批判斯大林的内容。

192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开除陈独秀党籍。消息传来，他正在上海家中写文章，看完决议手直抖：“我犯了什么错？不过是说了几句真话！”但他没想过妥协，反而公开宣称：“我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彻底站在了国民党对立面。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骂蒋介石“拱手把东北送给日本人”，托派组织也上街贴标语，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当局忍无可忍，1932年10月，特务包围了他的住所。

被捕那天，陈独秀穿着件旧夹袍，手里还攥着刚写完的《告日本帝国主义书》。国民党法院以“危害民国罪”起诉他，说他“组织叛国团体，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

开庭那天，法庭挤得水泄不通。检察官念完起诉书，陈独秀拍了下被告席：“我要辩护！”他说：“政府不等于国家。要是打倒政府就算危害国家，那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算不算危害大清民国？北伐战争打倒北洋军阀，又算不算危害北洋民国？”旁听席一阵骚动，连法官都愣住了。

最后，法院还是判了他8年有期徒刑。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哗然。蔡元培、胡适等知识分子联名写信抗议，宋庆龄带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人去监狱看他，送了笔墨纸砚。陈独秀却在狱中贴出告示：“谢绝探视，专心读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民族危机空前严重。8月23日，国民党政府宣布释放政治犯，陈独秀也在其中。出狱那天，南京下着小雨，他穿着件褪色的青布长衫，拎着个破皮箱，站在监狱门口。

这时候的他，已经58岁了。作为老革命家，他一心想回抗战前线。我党洛川会议刚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明确提到“释放一切爱国革命政治犯”。《解放》杂志还发了篇文章《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呼吁“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

毛主席和党内同志商量后，觉得可以接纳他回党工作，但提了三个条件：

第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公开声明与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

第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第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这种拥护的诚意。

这三个条件，说白了就是希望他和过去的错误划清界限，团结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对陈独秀来说，这算是个“台阶”——只要他表个态，就能回延安，继续为革命出力。

可陈独秀犹豫了。他私下和朋友说：“回党是我愿意的，可要我写书面检讨，承认错误，这我做不到。”有人劝他：“形式而已，写几句应付一下。”他摇头：“我这人一辈子最讨厌虚的，错了就是错了，对的就是对的，写检讨像什么话？”

后来有学者分析，陈独秀不是不想回来，是性格太倔。他一生最看重的就是“独立人格”，年轻时反对旧礼教，中年反对共产国际瞎指挥，老了也不愿为了回党写违心的东西。就这么一个“书面检讨”，成了他和党之间的鸿沟。

1938年5月，陈独秀坐船到了四川江津。他本来想去延安，但路费不够，只能先到武汉，再转道重庆。在武汉，周恩来亲自找他谈：“党欢迎你，条件可以再商量。”他还是摇头：“不用了，我去江津，找个安静地方看书。”

在江津，他受聘于国立编译馆，负责编著《小学识字教本》。这是一本给小学生用的字典，他花了不少心思，查甲骨文、金文的字源，解释每个字的演变。编译馆每月给他200元稿费，可他日子过得紧巴巴——妻子潘兰珍身体不好，经常生病，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家里常常揭不开锅。

但他有两条规矩：不收叛徒的钱，不收国民党官僚的钱。有个国民党高官送来500块，说“一点心意”，他把钱退回去，说：“我陈独秀饿死也不拿这种钱。”有个学生从沦陷区逃出来，带了点家乡特产，他收下了，还留人家吃了顿红薯饭。

晚年的他，身体越来越差。肺病、高血压、胃溃疡轮番折磨，可他每天还是要翻书、写笔记。桌子上总摆着几份报纸，他戴着老花镜，一条一条看抗战新闻，看到前线打了胜仗，会拍着桌子笑；看到国土沦陷，就沉默好久。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石墙院病逝，终年63岁。临终前，他对潘兰珍说：“我这一辈子，做了些事，也做错了些事，但没做过对不起国家的事。”

陈独秀的一生，像一本翻开的书，有精彩的篇章，也有沉重的注脚。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却因和共产国际的矛盾、对托派理论的认同，走了弯路；他拒绝了回延安的机会，不是不爱国，是太在乎自己的原则。

后来，党史研究者评价他：“陈独秀的功过，要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看。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不可磨灭，失误也需要正视。”而他和毛主席那三个条件的“擦肩而过”，或许正是那个动荡年代里，个人性格与历史选择的无奈碰撞。